报道乐鱼电竞范文10篇

　　“新闻自由是“搜集、、传达和收受新闻的包括报刊的出版自由、电台与电视台的播放自由、新闻报道的自由以及发表新闻评论的自由等”[1]但新闻活动的属性除了表现在以新闻方式认识社会的活动这一方面,新闻活动更是一种属于上层建筑的活动,是政治性非常强的社会活动,因而对新闻自由实质的理解,更应该放在政治自由的范围内加以讨论。在80年代初期和中期，新闻自由问题，一度成为我国新闻界争论最多的问题之一，西方国家也着重在这个问题上攻击我国。

　　《》作为一份有着广泛影响力的美国主流媒体,在实现“新闻自由”上很有代表性,美国的传播政策是建立在两大原则基础上的：其一是保障国家安全和个人隐私，其二是信息自由交流、传播企业自由公平竞争，这两条是美国新闻传播政策的基本精神。所以在新闻自由的保障上就出现了两种标准，即政府以保障国家安全的理由有时可以漠视自由权。例如:越战期间，《》开始连续刊登美国国防部绝密文《关于越南问题的美国决策过程史》的核心内容。美国政府在要求《》停止连载但遭到拒绝后颁布了史无前例的临时限制令，后来闹上法庭，最后判决《》胜诉。这一事件被美国新闻界引以为豪，认为是新闻自由的标志性事件。

　　实质上，美国政府利用法律诉讼延迟了消息的，阻碍了《》对信息的，并在此之后，对新闻媒体进行了更加严格的管制。尤其是“9·11”事件之后，美国发动了对阿富汗的战争、伊拉克战争，其间政府通过各种手段禁止报道平民伤亡的事实和来自各方面的反战声，政府采取的战场嵌入式报道，使媒介记者只报道有利的新闻，有时甚至假新闻以赢得宣传战的主动权。正如阿尔伯特·加缪曾经说过：当传播媒介不依赖政府权力和金钱权利的时候，才能说传播媒介是自由的。而这种理想化的传播自由目前也仅仅停留在理论上。

　　二、“人”为本到“事”为本的新闻观念的转变以唐山大地震和汶川大地震中媒体的表现为例

　　上面谈到一个国家的新闻自由是与当时所处的体制环境相关，当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整体发展水平不高时，新闻自由是无从保障的。

　　灾害报道，是指对自然灾害和人为灾难的事件的报道。由于其内容的特殊性，我国采取了一个特别谨慎的报道态度。纵观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的灾害报道，不难发现，它是遵循着一条特殊的发展轨道的。笔者认为大体上可以以20世纪80年代初为转折点，分为前后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以前(包括“”时期)的灾害报道，一个明显的特点是：以“人”为本位，即在报道中，总是站在“人”如何与灾害作斗争的角度来充分肯定人的精神和力量，“灾害不是新闻，抗灾救灾才是新闻”。

　　唐山地震是一场空前未有的大灾难，整个城市毁灭了，死了24万人。但是有关震灾的详情、损失、惨状，直到若干年后才逐一知晓。当时的报纸关于灾情只有一句话：“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人民日报》在半个月内刊登来自震区的照片无一张是反映灾情的，全都是“欢呼关怀”、“军民抢救’，“深入批邓”、“恢复家园”等等，甚至连作为正面背景的“断壁残垣”也找不到，文字报道更是如此。至于电视报道，据当年的新闻亲历者夏老回忆说，“即使后来中央代表团赴灾区慰问和抢险救灾的新闻，也只让报纸发消息，而电视新闻片都已经编好了也不让播发。[2]

　　保密灾情无疑是与新闻自由想抵触的，究其深层原因，是由于当时的新闻报道还要配合政治斗争的需要。“当时认为‘攻击抓抗震救灾是‘以救灾压批邓’”。[3]在这种背景下，新闻自由无从谈起，对抗灾救灾的报道，已经是绝对的片面化导致某种程度的荒唐，让今人难以理解的报道司空见惯。

　　80年代初以后，我国灾害报道情形逐渐发生了变化，最明显的是从“人”的角度跳出，移向“事”本位。这次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新闻媒体对这一重大事件的集体反映则完全可以说明这一重大转变：一是客观地反映灾情。灾害是个什么样子就报道个什么样子，不夸大，不缩小，实情实报，毫不遮掩。在地震后的第一阶段，即搜救阶段，每天灾区的伤亡情况及救出人数均是以定时通告或字幕滚动的形式出现在电视新闻的屏幕上。二是时新性得到增强。从5月12日当天开始，中央电视台和四川卫视采取的是全天候的直播形式，派出记者和直播车无数，坚持从灾区第一现场每天发回及时报道。三是灾害报道再不是由新华社一家统一发稿，任何新闻媒体随时都可以就灾情采写、编发。5月12日14点28分地震发生，10多分钟后，互联网上出现了第一条关于地震信息的及时短新闻，这是早于新华社的地震消息。四是灾害报道不再是报喜不报忧。媒体报道了不少的抗震救灾的英雄事迹外，也揭露了很多在救灾过程中出现的负面事实，比如《南风窗》的关于“县级化生存困境”的系列报道和叩问，充分的起到了媒体在重大事件中的监督权。

　　对于新闻媒体、新闻从业者来说,追求新闻自由，就意味着同时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这样的自由才是正当的自由。

　　在这次5.12地震不久后，闹得沸沸扬扬的重庆某家《旅游周刊》将反映灾情的照片与带有色情信息的图片经过处理放在一起后，所幸的是，终由该旅游周刊的停刊而划上了一个光明的句号。

　　另外，在这次地震灾害的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充分挖掘吸引读者所谓的人性化细节，记者们常常不顾家属的心情和意愿，纷纷进行抢拍、追拍和追问。它所造成的消极后果是多方面的：既会伤害当事人的尊严，刺激和伤害他们的感情，从而也构成对家属感情和隐私的侵犯。

　　重庆旅游周刊的迫于舆论压力停刊印证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这句老话，同时，在灾害报道中很多新闻媒体工作人员缺乏人文关怀也让人思考一个负责任的媒体应考虑在新闻道德与新闻自由之间如何权衡的问题。

　　一个理智的新闻传播者，始终得承认现实的新闻自由是有边界的自由，有约束的自由，不承认绝对新闻自由的存在，任何人在行施自己的新闻自由权利时，也有尊重他人同样权利的义务，除了不会放弃新闻传播的独立性，屈服于政治压力、经济压力以及各种各样的社会压力,放弃新闻自由精神的追求，同样，他也不会背弃新闻传播的基本原则。

　　[2]孙玉胜，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M]，北京：三联书店，20本论文由整理提供

　　[4][美]丹尼斯、梅里尔媒介论争19个重大问题的正反辩论[M]王纬，译，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按照传统新闻真实论的观点，记者必须客观记录所看到与听到的一切，就像一台摄像机，应尽量避免记者个人的主观倾向性，尤其不能添油加醋，道听途说。

　　但在这次地震报道中，本文作者深刻感受到，跟传统新闻真实论有所不同，灾难新闻的真实其实有两个维度，一是客观真实，一个是主观真实。客观真实，就是前述传统新闻真实论的基本观点。但主观真实，则是在灾难报道中衍生出来的第二个“客观存在”。

　　这里，用两个典型的例子对此加以阐述。在汶川地震的报道中，有两条新闻几乎在从中央到地方的所有新闻媒体上刊播过，其真实性几乎难以令人置疑。一条新闻说，某位母亲在临死前用手机短信的方式，给怀中的孩子留下了一段“亲爱的宝贝，如果你能活着，一定要记住我爱你”。另外一条新闻说，俄罗斯救援队从废墟中救出一名男子，这名男子的第一句话说“这次地震厉害，都震到外国去了”。

　　不过请注意，这两条人人皆知的“新闻”却缺乏新闻最关键要素：无时间，无地点，无人名，无作者，无目击者，无证实者，无消息来源。如果说这些新闻关键要素的缺失是因为当时现场太忙乱了，媒体记者无法一一核实，但到目前为止，依然还没有得到明确的查证核实，就有些说不过去了。毕竟，无论从这位母亲的手机，还是那名男子的照片，都可以而且应该作为抗震救灾的宝贵资料进入地震博物馆。

　　也就是说，这两条广为人知的地震新闻，很大可能都是人们虚构出来或者以讹传讹的“三无产品”。但奇怪的是，无论在网络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尽管人们都心知肚明这是虚构的消息，但仍然宽容地接受它，甚至乐于继续传播它。新闻媒体刊播此类“真实的谎言”，受众在知晓的情况下依然欣然接受，这在新闻传播史上恐怕也是少有的。为什么?

　　由此就产生了本文作者所提出的真实的第二个维度——主观真实的问题。灾难新闻之所以是一个独特的新闻品种，就在于它对受众的巨大影响，可以轻易地超越受众的认知层面而进入情感深处。在巨大的灾难面前，人们的同情心和凝聚力被强烈唤醒。母爱短信这类虚构新闻，符合当时乐观向上、战胜困难、人同此心的社会主流意识。可以肯定的是，类似母爱短信这样的“主观真实”新闻，在地震灾区的某个地方某个时间肯定存在，只是由于条件限制，无法被新闻媒体及时找到。新闻媒体正是基于对此类新闻“主观真实”的合乎情理的逻辑判断，才敢于适度刊发“三无新闻”。同样，在大地震这种特殊的语境下，受众可以宽容这样的新闻真实性偏离。

　　从这个层面看，灾难新闻的主观真实也是一种客观存在。需要提出来并引起新闻媒体的注意。不过从实际操作的角度看，新闻采编人员则可以将其视为一种新闻报道的技术处理方案，而不是像新闻的客观真实那样作为一种应该恪守的行为原则。

　　也就是说，作为一线采编人员，理应洞悉灾难新闻“主观真实”的存在，尽量及时发掘出类似客观存在的新闻事件以满足受众的情感需求。但是，在具体新闻报道中，客观真实仍然是第一原则。从新闻公信力的长远利益看，类似母爱短信这样的“真实的谎言”，首先应该尽量避免直接出现在新闻媒体上。如果实在无法避免，也可以通过记者引用、转述等方式进行报道。同时，当重大灾难发生的时候，新闻媒体还可以通过配发评论、诗歌、散文等，将此类“主观真实”的信息需求，通过非新闻的方式积极饱满地传播出去。事实上，汶川大地震报道中，成都各家报纸如《华西都市报》、《天府早报》等在这方面做了很多成功的尝试。

　　灾难新闻报道一个共同的难点在于突发性，记者往往来不及斟酌、谋划出一个整体报道方案就匆匆上路。如本文第二作者地震后从厦门出发，一到机场候机大厅就发现了无数急着赶回受灾家乡的四川人，于是采访就从机场大厅开始。下飞机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夜色中直接奔赴都江堰灾区。但在靠近二王庙的地方，不幸遭遇车祸，不得不掉头返回，并在靠近都江堰市郊的口腔医院旁开始深夜采访。这种采访上的偶然性，在各家媒体的地震报道中并不少见。

　　另外，汶川地震导致的灾区面积极大，直接影响面积达13万多平方公里。理论上，这13万平方公里的灾情呈现了这次大地震的整体真实的画面。但是，单个的记者或者单个的媒体往往很难全方位覆盖这样大面积的一个整体画面，如何在新闻中再现这个真实成为赴灾区报道记者的一个难题。

　　每个记者最初的设想往往都是努力向重灾区挺进，有些驾车，有些搭救灾车辆，有些甚至是步行。仿佛唯有朝灾害最重的地方深入，才能在新闻中复制灾难的真实。即使是这样，记者的选择仍然难以避免随机的特征。比如，由于采访条件如车辆、通讯工具等的限制。本文第二作者在灾区采访的时候，只能给自己划定一个大的框架：首先确定重点区域，力争走完每一个重灾区，如都江堰、青城山、德阳、什邡、绵阳、安县、北川、青川。但具体到这几个重灾区的哪个点采访，采访哪些人，却难以事先制定一个缜密、准确的规划。

　　本文第二作者的第二个采访大方向是，每到达一个预定的地震区域，立即寻找想要的采访对象。这也是相当随机的一个过程。记者的采访目标是：老人、孩子、妇女、男人、宠物。至于地震当中的物，如被毁坏的房屋、道路、桥梁，则基本上没有纳入记者的报道视野。记者认为所有灾害的施难对象最直接的是人。物不过是灾难的背景，人才是灾难中的主角。记者的采访，就是通过选择采访对象，来放大灾难中人的弱势，用脆弱反衬人的坚强。而老人和小孩、妇女，又是灾难发生时弱者中的弱者，是最值得媒体注视的对象。

　　这一过程中，记者完全按照个人的价值判断来还原灾难本身和灾难过后的场景。这种选择上的随机性，势必造成“记者在哪里，新闻就在哪里”的悖论，而不是相反。尽管编辑部后台可能会通过配发带全局性的“地震官方数据”等稿件来平衡，但这种逻辑上的悖论仍然会直接挑战新闻真实性的原则。因为，新闻的微观真实仅仅是一个小叙事，是局部的真实。就比如本文第二作者在都江堰后山偶然采访到了最老的老人，采访对象的典型性相当充分。但这种小叙事的真实，并不能直接推论总体。都江堰后山这位105岁的老人在地震中很豁达，但我们能就此推论所有的老人都很豁达吗?孤立的一两篇报道，必然会给读者造成类似的错觉。

　　在统计学上，随机抽样具有意义，样本数的累计达到一定的量，在设定的置信度区间内，通过局部能够推论总体。新闻的整体真实，绝对不能通过记者随机采访的累计来直接实现。要求一个记者跑完所有的地震灾区也是不现实的，即便能够跑完，也不能像全息照相机一样记录地震的每一个侧面。

　　上述困境是沿着空间的横切面展开的。从纵向的时间切面，新闻的总体真实与局部真实的悖论仍然得不到完全解决。地震发生后，整个事态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依次展开：第一时间的慌乱—抢救伤员一安置灾民一预防次生灾害一恢复生活一重建家园。在这个时间演进路线中。第一个被救治的伤员、第一个被安置的灾民、第一个余震警报、第一个志愿者等具有特别丰富的新闻价值属性的信息，记者其实很难幸运地都采访到。因此，哪怕每个记者都知道时间之轴必然展开，但记者仍然不得不被动的、随机地选择对象来进行报道。有些记者敏感性强，能够更快地跑进这条时间的主轴中随机地找到采访对象，而有些记者反映则会慢很多。

　　同时，灾难新闻中，政府作为最权威的消息源，很大程度上左右媒体的报道方向和方针。时间之轴上的随机采访，和依赖官方消息源的采访，同空间之轴上的随机采访一样，可以产生若干满足媒体出版需要的反映单个事件的新闻稿件，但客观而言，无论时间与空间如何立体组合，它还是无法集合成一个可以直接还原本质的新闻宏观真实画面。

　　对于新闻机构而言，如何在大的灾难报道前，尽量做到局部真实与整体真实的统一?

　　从理念上讲，单篇新闻报道的小叙事真实，属于个体层面的范畴，受众“我认可”即可。只要记者严谨采访，客观报道，局部真实一般能实现。而新闻宏观层面的整体真实，属于社会层面，需要受众“我们认可”。

　　从这个角度看，新闻的宏观真实更多是一种价值判断，一种更偏向于主观意识的群体观念。记者的职责是描述世界。为读者审视与解读世界提供素材，保证每一个小叙事微观真实的客观可靠，同时保证随机挑选小叙事的方式、方法、时间等的“程序正义”。每一个微观真实的小叙事，不过是为无限逼近的新闻整体真实提供拼图，拼图越多，真实世界的景象误差就会越小。至于整体真实——判断世界的权力，则握在受众自己手中。

　　没有人能完全消除局部真实与整体这两种层面的绝对距离。“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记者也需要这种绝对距离的存在，否则就没有了观察社会和反映社会的自由空间。新闻理想的最终含义其实就是，记者通过对真相的不懈追寻和暴露，协助受众去发现世界的本质。在这个过程中，记者只是导游，他不过比一般人走得更快一些而已。

　　对于新闻媒体而言，要想取得灾难报道局部真实与整体真实的统一，在技术上仍然有可行之处。首先，针对重大的灾难报道，记者个人的采访可能紧迫与随机，但编辑部后台应该有时间进行一个整体报道规划，以弥补记者个人采访小叙事真实的不足。其次，在重大灾难新闻发生之后，尽量派出记者组而非单个记者出去，以多个特派记者的全景式采访，来尽量弥补微观真实的不足。第三，记者个人应该在忙乱中尽量确定报道的主题，按照报道主题的采访可以部分地克服微观真实的困境。比如，《新京报》的“逝者”特刊，通过部分还原死难者的生平来再现地震灾难。尽管“逝者”的选择仍然是随机的，但无数“逝者”的集合，仍然能通过一个侧面部分地还原地震的景象和人物的悲欢离合和命运轨迹。

　　2020春节突起的肺炎疫情，不仅是对各地治理能力的大考，也是对媒体运作能力的检测。从疫情防控到复工复产，再到经济社会发展逐步走向正常，在这段前所未有的非常时期，商丘日报融媒体采编团队因时而动，顺势而为，精心谋划，创新策划，用心运作，践行了党媒的使命与责任，展现了非常时期的非常担当。该报春节非常假期停刊不停报、“纸”停“报”不停推出疫情防控数字版特刊创新做法，河南省委宣传部《河南新闻阅评》以《非常假期的非常担当》为题给予高度评价。

　　1月27日，商丘首次爆出6例肺炎确诊患者。此时各单位尚在假期，上面没有指导意见，舆情汹涌真假难辨。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舆论引导就是媒体人的使命。作为党报，《商丘日报》不能在这场全国重视、全民关注的疫情面前缺位失声，编采系统从领导到员工立即结束假期，提前复工进入“战位”，遂行防疫“战斗”。他们打破常规，成立了以总编辑为组长的疫情防控数字版特刊融合传播特别报道组，采取全媒体记者网上办公加少数编辑轮流集中组版的方式投入战斗。从1月28日起，到延长后的春节假期结束，连续推出七期《商丘日报疫情防控数字版特刊》，做到了春节假期停刊不停报，“纸”停“报”不停，通过多种新媒体融合手段传播权威信息和典型报道。商丘日报的数字版特刊，将创新理念熔铸于整体策划、版面呈现、组合包装、立体传播的全过程。在版式策划上，数字版特刊四个版都是重新设计的报头、栏题。其中，一版标注了临时特刊期号，并标示了手机登录的二维码，“疫情防控数字版特刊”几个字大气醒目、识别性强；后三个版统一栏题“抗击疫情，我们始终在一起”，导向鲜明、温暖有力。在内容安排上，栏目引领，开设了“党旗在疫情防控战现场高高飘扬”“疫情无情人间有爱”“防控一线”“战‘疫’故事”“权威”等多个专栏。在传播方式上，采取多渠道、多手段、多波次的新媒体推送方式。首先通过商丘日报电子版、商丘网、商丘报业微博微信矩阵、手机商丘客户端等平台第一时间密集推送；继而通过采编人员在今日头条、抖音、百家号等注册的自媒体、公众号以及微信群、朋友圈，进行大放量扩散转发，从而实现全方位、全时段、全景式的融媒报道传播格局。新媒体传播格局下，党报要彰显其核心竞争力，必须在提高服务“能级”、提升公共性上下功夫。商丘日报的数字版特刊，着力做到及时发出上级党委政府的声音与将镜头对准基层、将笔触深入群众并重，牢固树立读者意识和受众意识。在报道时效上，求快求新、让人能看;在报道内容上，紧贴受众、让人想看；在报道形式上，注重亲和、让人愿看。纵览7期特刊，一版及时传递了来自中央和省、市委关于疫情防控方面的决策部署，如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消息、作出相关重要指示等；二三版刊登了大量采自当地抗疫一线的动态消息和感人故事，如《为抗击疫情，她推迟了婚期》《泪目，900名医护人员“”刷屏》《一名村支书“抗疫”的一天》《37岁生日，他在岗位上喝碗面条》《战“役”父子兵一线抗疫情》等等，有温度、接地气，鲜活生动、激荡人心。不少报道成了网友竞相转发的“爆款”，充分体现了主流媒体的责任意识、大局意识和关键时刻队伍拉得出、能打仗、打胜仗的组织能力。除了及时转发新华社消息，春节假期7期数字版特刊28个版面，累计精选刊发该报融媒体记者采写的抗疫一线篇（幅）。“两微一端”新媒体矩阵及采编人员自媒体，滚动推送一线多条，日均转发阅读量累计超过120万。在“商丘日报见闻锐观察”新媒体专号上，网友们纷纷互动留言：“官方声音，铿将有力”“面对疫情，彰显责任和担当！向报业人致敬！”……党报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在关键时刻通过创新传播方式得到了彰显。河南省委宣传部《河南新闻阅评》今年第19期以《非常假期的非常担当》为题，对商丘日报的创新举措给予好评，称赞该报彰显了地市党报的责任和担当，体现了党媒的服务意识和组织能力，展示了媒体融合的理念创新和路径创新。

　　当初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需要尽量减少人员聚集，正常的工作会议怎么召开？非常时期，商丘日报又一次进行了新的尝试。总编辑主持的每周五业务例会是商丘日报编委会已坚持12年的规定动作，内容包括点评本周工作，部署阶段任务，传达上级要求，通报选题策划。年假后正式上班的首个业务例会时间将至，疫情之下，如何开好当周会议？例会前一天，总编辑郭文剑在编委会业务交流微信平台推出网上业务例会暂行办法，规定了开会时间、会议平台、会议流程及编采部门主任、值班总编发言程序及签到考评，交代了网上业务例会的注意事项。就此，商丘日报2020年首场非常会议拉开帷幕。而此后每到周五，手机上的业务例会成了商丘日报的“新常态”。手机例会跟实际例会程序一致。大家10时前签到，总编辑郭文剑主持会议。按往常程序，第一项，各业务部室主任发言。虽隔着屏幕不见人，但手机传出的声音清楚，文字可见，大有听声见字如面的现场感。部室主任发言完毕进入第二个环节，当周值班副总编和下周值班副总编分别通过语音和文字点评本周值班亮点、注意事项和下周工作衔接安排。会议最后，总编辑郭文剑发言，通过语音对整体工作进行总结，部署下一阶段任务，向疫情时期奋战在一线的所有编采人员表达敬意和感谢。手机例会一般持续80分钟左右。会议围绕中心议题，流程顺畅，一气呵成，声音文字清晰明白，形式新颖效果良好。比往常会议多一个环节，是最后的自由发言，与会者都能充分发表意见和建议。不少编采人员反映，这样的会议既新颖、省时又安全，还可以反复回听领会，值得推广。特殊情况下的特殊例会，本是迫不得已的权益之计，却开得有声有色，新颖独特，收效良好，引发了编采人员的兴致和积极性。连续四个周，商丘日报都召开了这种“新常态”会议。而每逢例会，大家也都提前准备，通览当周版面稿件，总结部室工作，备好发言提纲，并在10点前从各自不同的位置齐聚在一方小小的屏幕“会场”，认真发言，仔细听讲，精心领会会议精神。这种非常例会在抗疫阶段发挥了积极的指导作用，评析优劣得失，部署战“疫”任务，实施各项创意，步步推进，直至打赢。

　　疫情防控，商丘日报主动出击，突破传统，打造精彩手笔；随着疫情形势的逐步好转，商丘日报应势而谋、顺势而为，及时引领主流舆论，履行担当和使命。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部署要求和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商丘市决定市内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2月3日起正常上班，企业收假上班时间为2月9日24时前。全市形势由此跨进一个新的阶段，即由原来单纯的疫情防控，转向疫情防控、复工复产统筹推进，推动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商丘日报及时在宣传报道上调整方向，在舆论导向上发力倡引。2月2日是星期一。总编辑郭文剑在多个业务交流群发出“总编辑业务吹风”，要求编辑记者学习领会前一日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拓宽工作思路，一是继续跟进做好疫情防控报道，重点围绕科学防控、精准施策、保障供应等环节组织稿件。二是开设“坚决打好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持续保持我市高质量发展态势”栏目，组织疫情防控与谋划发展统筹结合方面的系列报道，点题市区记者报道市直部门大局委上班伊始的工作谋划及行动情况；要求县区记者采写各自县区防疫工作与谋划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及准备复工消息。思路转变，记者们的笔触和镜头有了更广阔的空间。他们或利用微信电话联系，或在做好自身防护的前提下奔赴定点医院、乡村厂矿，捕捉新鲜素材，采写制作成文字或短视频。除了报道市委市政府工作大局和重要活动外，记者采写的《武汉司机的商丘一夜》《我市三名肺炎确诊患者治愈出院》等文章典型性强，具有全国意义，新媒体阅读量迅速达到百万。由于复工复产初始信源有限，为做好引领带动，总编辑郭文剑主动联系企业，带头示范相继采写《战“役”保供，“诚实人”的诚实担当》《扶贫车间复工记》《支援“战疫”，商丘金豆子全力供应“粮草”》等多篇稿件，并讲解特殊情况下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采访注意事项及方法，进一步拓宽了记者的视野和思路。随着战“疫”的初步胜利，2月18日，商丘市委下发文件《关于准确把握我市疫情防控形势重大积极变化科学防控精准施策努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双胜利的意见》。商丘日报不仅及时刊发，还配发评论员文章《千方百计为企业复工复产“解锁”》，并对版面进行系列调整：恢复正常报头，增设或恢复“努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双胜利”“持续保持我市高质量发展态势”“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经济发展高质量”“脱贫攻坚大决战”“乡村振兴进行时”等栏目，指导思想由战“疫”为主转向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并重，宣传报道由此走向正常。版面在做好中央、省、市关于疫情防控、复工复产、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等动态报道外，学雷锋纪念日、“三八”妇女节等常规报道准确生动而形式多样。“一方案十专案”是商丘市的发展规划，囊括了全市发展的方方面面，在后疫情时期，推进该规划在各行各业的落实报道尤为重要。为便于编采人员领会掌握，总编辑郭文剑将10万余字的原稿浓缩为6000字的简明解读，推出专栏“全面落实商丘高质量发展一方案十专案奋力谱写中原更加出彩商丘绚丽篇章”，并分解为11篇全市全局性深度报道和10篇县市区深度报道，为商丘经济社会发展打气鼓劲。文章刊发后，得到社会各界和市委领导肯定。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恢复正常的商丘日报内容更加丰富多彩，《一对恋人的约定》《我市各行各业开始逐步复工复产》《决战脱贫攻坚奋进乡村振兴》等市县区一波又一波聚焦疫情防控、复工复产、脱贫攻坚和春耕生产等方面的文图报道，《商丘战疫掠影》《复工复产复苏》等系列摄影专版，以及《来自武汉抗疫一线的报道——商丘援鄂医疗队队员、市中医院护士杨珂采访侧记》《春寒渐消花开有时——致抗击疫情志愿者的一封信》《坚守抗疫“上甘岭”阵地——走进商丘市立医院重症监护室的白衣战士》等赞美抗疫先锋的稿件接地气沾露珠带温度，在报纸版面和新媒体矩阵浓墨重彩次第呈现，较全面地报道了全市上下两手抓采取的各项措施和取得的成果以及涌现出来的先进人物事迹。这些文章充满了浓浓的人情味，传递出满满的正能量，有力促进了政企民之间桥梁的搭建，极大激励了人们战胜疫病的信心决心，鼓舞了人们跨出家门走进田间地头，走向就业创业，为该市全面复工复产、助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舆论支持。

　　第二条新闻、信息报道必须围绕旧村改建与环境整治工作中的实际，针对中心工作开展调查研究，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思想导向、生活和行为导向，坚持为领导决策服务的原则，确保新闻信息的时效性、准确性和宣传性。

　　第三条各组（科）室、有关乡镇应调动本单位全体人员的积极性，充分发挥文字表达能力，既是指挥者，又是宣传者、服务者、报道者。有关乡镇应确定一名文字表达能力较强的同志担任兼职新闻信息报道员（通讯员），及时上报反映各地旧村改建与环境整治工作的信息。

　　第四条新闻报道内容主要反映全市各地旧村改建和环境整治工作中的热点、难点和重点问题，乡镇、村在旧村改建与环境整治中的典型做法、先进经验等，为各级领导和加强全市村庄整治建设提供参考性意见。

　　第五条信息撰写要“短、平、快”，力求标题醒目、角度新颖、内容详实、一事一报、观点鲜明、文字简洁。并注意内容上、文字上的准确性和生动性。

　　第六条凡与旧村改造内容相关，经指挥部上报，被部级报刊采用的报道、文章，给予五倍的稿费奖励，被省级报刊采用的，给予三倍的稿费奖励，被温州市级报刊采用的，给予奖励200元/篇，被乐清市级报刊采用的，奖励100元/篇。被指挥部采用的信息报道，每篇给予稿费20元。

　　威风锣鼓敲起来，大红的条幅挂起来，新乡市百货大楼闪亮的金字招牌再次展示出独有的魅力和气派。四月二十八日上午九点十八分，经过精心策划和严密布置，百货大楼分店华彬店在王总经理郑重宣布下，隆重开业，顿时，鼓乐齐鸣，欢欣鼓舞，引来群众掌声雷动，阵阵喝彩，华彬大厦洋溢着前所未有的喜庆气氛。

　　在亲切而又熟悉的迎宾曲中，站立在两旁的礼仪小姐为等候多时的顾客拉开营业厅大门，脸上露出喜迎的笑容，随着清爽的夏日之风，剪彩时用的彩条拥门而入，一楼大厅洁净的大理石地面，刹时铺上了一层绚丽的彩衣，这一意想不到的效果让微笑迎宾的营业员和众多顾客倍感惊喜，这时，我们才注意到，沉默不语的王树安总经理，一向严肃认真的面孔，才稍稍露出了笑容。

　　我们无比欣慰和自豪，我们以必胜的信心，辛勤的劳动，群策群力，众志成城，继三联家电后，再次在牧野大地成功开创崭新领域，再次将百货大楼厚重的文化理念，先进的管理水平，追求尽善尽美的服务精神，展示在社会各界人士和千万普通消费者的面前。

　　一楼主厅正对门口位置，是我们的烟酒茶和保健品专柜，一尘不染的展台，新颖别致的商品陈列，为大厅的整体形象增色不少，晶莹透亮的高档红酒在玻璃展柜中倒映出俏丽的身影，高中低档各种品牌的香烟排列的整齐美观，标价签字迹清晰，一一对照。让顾客感触最深的，是这里的营业员倍感亲切的服务和娴熟的业务技巧，看她们胸佩红花，精神抖擞，回答顾客提问，讲解商品知识，沉浸在工作的乐趣当中，看不出一丝一毫劳累的迹象，事实上，只有她们自己知道，为了华彬店的胜利开业，为了确保大楼名气十足的烟酒茶专柜，按上级领导指示，在华彬店不辱使命，靓丽登场，她们付出了多少艰辛的努力，费了多少的心思。食品部的所有员工，在部领导带领下，上下一心，全力以赴，投入到华彬店的筹备工作中，已经连续五天全天上岗，随便在街上吃点东西就是一顿午餐，稍稍十几分钟的休息重又开始打扫卫生，上货理货，每天晚上加班到很晚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中，这样的状态一直坚持到二十七号晚上九点多，顺利通过大楼领导的验收工作。食品部在这项任务中，从清理柜台，调货运货，整个过程无一丝差错，布置展厅，设计台面，无不精益求精，分工不同，从大处到细处，充分显示出一个集体的团结协助精神，在每一位参与此项工作的员工身上，都体现出了一名百货大楼员工的素质和觉悟。为了节省费用，烟酒专柜使用的是日化部的旧柜台，我们的员工就反复擦拭，一点点地把上面的暇疵清理的毫无痕迹，碰到不好清理的油漆，就用小刀甚至自己的指甲小心刮除，一蹲就是一两个小时，干起来完全忘记了腿脚的酸痛，烟酒专柜从台面到台脚，与两边其他商品崭新的专柜相比，根本看不出来是旧的，这样的效果真的是来之不易。一个集体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离不开榜样的力量和领导的支持，团队精神的体现需要先锋和正确引导，食品部的老业务员程国强，和华彬店烟酒专柜的业务员张修燕两位同志，在这次华彬店烟酒专柜筹备工作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出色地发挥出大楼老同志一贯认真负责、“把心操够，把劲使足”的工作水平，以身作则，首当其冲，为同志们做出了表率。小陈老师工作室版权所有

　　关键词：新媒体；新闻报道；策划；策略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信息的传播跨进了数字化媒体盛行的时代，即新媒体时代。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最显著特征就是数字化的传播方式，与受众极具交互性，最具个性化的信息提供与传播。在人们可以随时随地查询新闻、信息的时代，为了及时迅速地提升新闻质量，新闻报道的策划优化策略成为了摆在新媒体工作者面前最具探讨性的话题。

　　（一）新闻报道策划的概念。所谓新闻报道策划，指的是新闻的编辑者为了促使报道的选题能够满足预期的传播状况与传播效果，而对新闻报道一系列活动进行合理的设计与策划，同时在新闻被报道的过程中源源不断地接收吸纳社会上的反馈，同步修订更改先前的设计与策划。从现实层面来说，新闻报道策划始终存在是因为新闻资源本身就具有被认可、被挖掘、被配置、被转化利用的基本属性。从本质上来看，新闻报道策划是一种脑力开发行为，而这种行为主要依据的是能够用于传播的客体，即客观事实；新闻阅读者对信息的需求；能够实现新闻传播的客观条件。新闻报道策划虽然需要灵活变通，但并不是毫无束缚：通常情况下，新闻报道策划要遵循尊重事实、灵活变通、切实可行、实效创新的基本原则。这就表明新闻报道策划并不能跳脱出客观事实去捏造，也不能不顾报道主体的主观意识而随意运行。

　　（二）新闻报道策划的类型。在不同的传播媒介中，新闻报道策划表现出的形态也不同，这也是新闻报道策划充满魅力的体现，根据不同的判断标准，我们可以将新闻报道策划分成不同的类别。将报道客体发生的状态作为划分类别的标准，可以将其划分为可预见性报道策划和不可预见性报道策划。可预见性新闻报道策划指的是可以提前获知的事件新闻和非事件新闻的报道策划。比如北京冬奥会、庆祝中国成立100周年等新闻，这些都属于可以预先获知的报道内容，对这类新闻报道的策划可以打好提前量，提前进行准备。而不可预见性新闻的报道策划指的是对无法事先预料到的、突发的情况进行报道策划，如车祸、火灾等，对这一类新闻或事件的报道并不能提前进行策划，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突发事件发生后立刻进行策划行为。将报道策划的运行时间状态作为划分标准，可以将其划分为周期性新闻报道策划和非周期性新闻报道策划。所谓周期性新闻报道策划，指的是新闻采编部门的常规性策划，通常针对的都是常规性的事件，按年、月、日为周期进行有序报道。非周期性新闻报道策划指的是需要根据突发情况临时进行报道的策划，一般情况下不会被加入到常规性报道策划中，在事件发生后立刻进行报道，是一种需要随机应变的报道策划。某些重要活动与会议的新闻报道虽然可以提前进行策划准备，按理说可以算作周期性新闻报道策划，但由于要报道的内容特别重要，所以需要花费大量时间与精力完成，因此会被单独列出。将报道策划的运行方案作为划分标准，可以将其划分为独立型报道与联动型报道。关于独立型报道，通常指的是报道与其他事件或活动并无关联，该新闻报道独立存在，策划团队单独就本新闻事件进行报道，策划者通常站在旁观角度对事件进行客观报道。联动型报道策划顾名思义指的是该新闻报道中的事件与其他的事件互相之间有关联并且互相影响，策划者还参与着除新闻报道策划之外的活动，如策划公益活动等，策划者在活动过程中还担任着“当事人”的角色。

　　1.深化主题，加强正确舆论导向。通常情况下，进行新闻报道策划的绝大部分题材都是具有社会意义的问题和现象，而这些问题和现象又会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信息错综复杂，各受众方具有较大的信息差异，如果不进行新闻报道策划，直接将这些未加工过的事件信息呈现给大众，有极大可能会因受众看问题具有表面性与较大的差异性而带来非正面的舆论影响，造成一定的社会影响。因此，新闻工作者不仅要深掘事件的本质，还要发现事件背后的精神力量，之后通过具体分析对整个事件进行理解和深化，引导人们的探讨角度向着正确的舆论方向发展。

　　2.挖掘事件背后的价值，满足社会需求。新闻价值指的是新闻报道的事件能够一定程度上满足社会受众的需求，向受众展示积极的价值观，因此一篇优质的新闻报道要最大化挖掘其背后的价值，更好地满足社会受众的需求。为了满足这一条件，新闻工作者在进行报道策划时就要群策群力，不仅要深入分析当下发生的事件，更要做到以史为鉴，较迅速地回忆先前与之有关联的事件进行对比分析，把握好现在、过去与未来之间事件的主要发展趋势，以便于更好地更精准地挖掘到事件背后的价值。

　　3.标新立异，提高传播效率。一篇新闻报道能够及时地反映社会生活，对新闻工作者的创新能力有着很高的要求。随着时代的发展，新闻报道的市场竞争愈发激烈，对新闻的创新能力直接影响着该新闻的竞争力。新闻报道的策划是新闻工作者应对这一严峻形势的工作模式，这一模式直接提高了整个新闻团队的创新水平和工作能力，同时提升了新闻的传播速率，进而提升了新闻本身的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

　　（一）新闻报道策划缺乏系统性。新闻报道策划工作从始至终都并未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工作系统，工作者互相之间的配合具有严重的随机性，工作者之间的交流也不能保证深刻性与创新性。与此同时，新闻报道的策划活动都发生在正式报道该新闻之前，并且工作者多集中在幕后进行策划交流。在这种情况下，幕后进行策划活动的新闻工作者的讨论和考虑范围仅仅局限在几人形成的圈子中，并不能做到及时与社会受众进行沟通交流，不能及时的对先前制定的策划方案进行更新，这就导致了新闻报道缺乏交互性，无法找准社会受众关注的重点，使得该新闻无法满足受众的具体需求，难以吸引受众。久而久之，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新闻报道策划就无法发挥出该新闻的最大价值，使得新闻传播效率低下，影响面较小，逐渐失去市场竞争力。

　　（二）新闻报道策划缺乏主导力量。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为越来越多的自媒体提供了发展的机会，自媒体的迅猛发展使得新媒体与自媒体高度重合，人人都可以利用互联网的便利性进行新闻策划，成为新闻报道的策划者；借着合理利用网络传递信息的高效性将策划好的新闻在网络平台进行与传播。由于自媒体人的综合素质良莠不齐，个人对信息的理解能力也不同，因此对新闻报道的撰写与策划质量相差较大。比官方渠道更加具有多样性与趣味性的自媒体的新闻更加吸引大众的目光，这也有助于自媒体竞争力不断提升。然而非官方新闻占据市场，间接使新闻报道策划活动失去其本该存在的策划标准和要求。

　　（三）新闻报道策划内容不符合用户需求。官方媒体新闻报道偏向于分析国际局势、分析国家政策等，用户会觉得该类新闻报道枯燥并且较难理解，会选择跳过该类新闻。官方媒体新闻策划工作者通常策划的活动也较平淡，难以调动起社会大众对于该新闻的兴趣。如果新闻报道策划的主要内容不能贴近受众群体的日常生活，便无法满足受众群体对于浏览新闻的需求。

　　（四）新闻报道策划与其相应的基本法则不相符。新闻报道通常针对的是近期发生的事件，经过一系列报道策划对该类事件进行整合集中报道，传统媒体新闻都是坚持新闻真实性原则，注重事件的原本状况。但是在新媒体迅猛发展的时代，部分新闻工作者一味追求新闻的浏览量和热度，将新闻报道策划的重点放在如何博取大众眼球上，根据当下热点，主观地在新闻报道中加入不符合事件真实状况的内容，与新闻报道要遵循的基本原则严重背离。这种现象使得受众接受到的信息存在虚假性，很可能造成不利的舆论导向，甚至可能影响到新闻事业的整体发展。

　　（五）新闻报道策划内容趋向娱乐化。“泛娱乐化”通常指的是以享乐主义为核心，以新媒体作为传播媒介，用内容空洞甚至戏谑的方式来取悦受众。新媒体作为新兴传播方式，逐渐地在市场上获得更多的占有率，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工作压力增大，娱乐信息愈发受欢迎。微博是当下新媒体最具代表性的平台之一，微博的使用率在新媒体时代不断提升，通过微博热搜的话题统计可以发现，微博平台中最吸引人的话题是娱乐圈的花边新闻和各种娱乐信息，大多数微博的撰写也并非出自专业人士之手。大众的生活与娱乐息息相关，这是无法避免的现象。新闻报道策划内容趋向娱乐化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迎合当下社会市场，为了新闻能够广受社会群体关注，进而获得相应流量与经济效益。我国对于娱乐性新闻的界定范围并不明确，导致新闻工作者对娱乐化程度的把控没有界定的标准，长此下去，会严重影响新闻报道的整体质量。

　　（一）提高新闻报道策划的系统性。系统思维是一种原则性与创新性相结合的思维方式。采用系统思维对问题进行思考，就可以准确地抓住问题重点，找到事件中心，能灵活地采取最有效的分析方式，呈现成果时选用最合适的表达方式。这就要求新闻工作者在进行新闻报道策划时要立足于事件整体，同时促进受众群体与事件整体相互作用，将自己沉浸于事件中，与社会大众进行及时沟通与交流，对事件的发展进行实时跟进，不断调整所制定的策划内容，以呈现真实事件、满足群众的需求为最终目的。

　　（二）增强新闻报道策划工作的主导力量。自媒体在新媒体时代的发展十分迅猛，越来越多的自媒体用户随时通过各种新媒体平台进行新闻报道策划与传播，冲击了传统媒体的新闻热度与流量，专业媒体的主导作用也无法在错综复杂的新闻环境中充分发挥。对此，新闻报道策划应重点强化主流媒体、官方媒体的引导力量，确定其在新闻报道环境中的主体地位，与此同时制定明确的报道策划流程和制度标准，以此来保证新闻报道的有序性，保证所传播新闻的真实性和规范性。

　　（三）增强新闻报道策划的群众性。在新媒体时展的新闻报道策划应以社会受众群体的具体需求为策划方向。媒体向大众传播新闻报道的目的，就是向大众传播最有效最真实的实时信息，要达到这一目的，新闻工作者在进行新闻报道策划的过程中应始终以人民的需求为核心，设计的报道要尽量贴近受众群体的生活，提供给大众所需要的新闻。这就要求新闻工作者在进行策划时要增强与受众的互动，及时查收反馈，及时进行策划的修订和整改，更新出优质新闻报道策划。

　　（四）提升新闻报道策划的新意。新媒体时代信息高效的传播速度使得社会大众每日接收到的同类型、同话题新闻的数量日益增多，普通的新闻报道已经很难吸引大众的兴趣，使大众失去浏览该新闻报道的热情。在这一大环境下，新闻工作者在进行新闻报道策划的过程中，不仅仅要对新闻所呈现的内容进行合理筛选，更要别出心裁地设计出要报道新闻的内容和主题，依靠新闻本身可挖掘的特殊性，设计个性化的新闻报道，吸引大众的眼球，缓解大众对于同类新闻的审美疲劳，从而获得更多热度和流量。

　　（五）拓展新闻报道策划的深度。在新媒体时代，仍要坚持“内容为王”原则。要想在五花八门的媒体平台和不计其数的新闻报道中占有一席之地，各大媒体对新闻报道的内容必须更为关注。互联网的发展使人们获取信息愈发便利，接收到的信息数量众多，所以通常情况下人们对于新闻报道的内容质量要求也在提升。与内容浅薄的新闻报道相比，深度报道对人们来说更具有吸引力。所以这就要求新闻工作者在进行新闻报道策划的过程中，针对原有直观内容进行深层次加工，挖掘能引起思考的新闻内容。

　　（六）提高新闻报道策划者的职业素养。新媒体时代，从事新闻报道策划的工作者数量不断增多，有部分新闻工作者单纯为了赚取流量或利益，恶意歪曲事件真相，主观加入与事件无关的热点信息，严重违背了新闻工作者所必备的职业道德，更有甚者可能会因造谣诽谤受到法律的制裁。对此，新闻工作者应自觉提升自身道德修养，提升自身的综合能力，严格遵守新闻报道的原则，策划出优质的新闻。

　　新媒体时代下，新闻报道市场对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的要求不断提高。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新闻报道的策划，在接收到最新信息后，以此为基础对事件进行合理分析，能够使新闻发挥其最大的价值。新闻工作者应在市场竞争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不断提升自身综合能力，提升职业素养，遵循从事新闻工作的基本原则，讲求事件的真实性，设计出优质的新闻报道。

　　[1]黄莹.融媒体时代时政新闻报道创新策略探索.记者观察：中,2020:37-37.

　　[2]景淑媛.新媒体时代环境新闻报道策略分析.青海环境,2017:209.

　　廉洁自律是一名员的底线，是我做人处事的基本品质。我时刻警醒自己，好好做事，珍惜组织给事创业的平台和机会。首先，做事先做人，做人最基本的品格就是诚实、公正、责任和奉献，正如高尔基所说，“给总比拿快乐”；其次，作为一名员，只有廉才能做到洁，如何更好地在实践中体现自己的党性，如何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体现先进性和模范带头作用，是最基本的要求；第三，我比较崇尚法律的公正、平等的精神，我具备十年法律学习的经历和知识背景，在我思维和处世中，不自觉就把法的精神，反映到我的思想和行动中，我追求的就是公平、正义、民主、文明的一种社会形态，自律是我的处世格言。

　　公司领导给我了一个为公司和组织做事机会和平台，我从心底十分珍惜，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一定严格遵守党纪国法和各种社会规范，让自己为企业的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也可以实现我的追求和价值。

　　我自20*年在地铁项目从事宣传及新闻报道业务工作，20*年12月，到公司党委宣传部从事专职新闻报道工作，今年6月，公司让我负责宣传部的全面工作。我对如何围绕公司党委和公司改革发展的大局，做好宣传教育工作，有一个整体的规划和基本思路，也有一些不成熟的措施。

　　一是紧密围绕公司党委的工作，全面落实党委的各种决议和要求，严格履行宣传部的职责。重点抓好党委中心组的学习的组织安排，让全体职工第一时间了解党委的各项决议、要求；二是围绕公司改革发展的大局，以公司的改革、实践、探索和取得各种业绩为着眼点，积极开展对外报道和内部宣传教育，真正发挥宣传工作“外树形象、内鼓士气”的作用；三是深入一线，积极挖掘在施工生产中各种先进和典型事例，深入总结，树立典型；四是积极推动企业文化的建设，逐步从视觉系统的统一转移到理念系统建设的重点上乐鱼电竞来，发挥文化“软实力”在公司长远发展中的优势；五是发挥好《公司简讯》这块阵地的作用。通过不断的调整编辑理念，完善版式设计、充实内容，使其成为协助领导决策、沟通信息、反映职工心声的一个信息平台。

　　一是做好策划和整体部署工作。公司重大决策，董事会和党委的重要会议和决议，重点工程进展情况，典型人物和事件等作为统一规划和策划的重点，全程跟踪，多角度，多层次的发掘和及时报道。

　　二是加强组织领导，健全规章和通讯员网络。密切与所属单位党委、党工委、支部的联系，做好专职报道员和通讯员的教育培训工作，提高其业务知识和技能。

　　三是加强与新闻媒体和上级宣传部门的通联工作，及时沟通信息，利用好各种资源。

　　四是组织针对性的采访。及时把握公司工作的重点、热点、难点，搜集资料，深度观察，深入总结，为领导提供有价值的决策信息提供。

　　新闻深度报道理论是20世纪40年代以来出现在美国新闻界的重要新闻写作理论，后来传到英、法、日等国家，其在指导新闻实践方面产生了广泛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深度报道理论正式传入中国，对促进我国新闻业的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

　　早在20世纪初叶，客观报道理论以其独有的优势，在美国新闻报道领域占据了统治地位。客观报道理论所确立的客观、迅速、将新闻报道与意见写作分开的报道原则，成了西方新闻界（特别是美国新闻界）在进行新闻报道时必须遵循的金科玉律。但众所周知，客观报道理论只要求记者和新闻界客观地报道已经发生的事实，而并不允许对事实进行分析和评述，这就造成了记者主题意识和主观能动性的欠缺。他们往往只能就事论事地浅层次地报道新闻事实，而不能将事件产生的原因、发展趋势及与其他事件的联系深入地告诉受众。结果，许多重大新闻事件（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俄国十月革命取得成功等）发生后，许多受众感到惊慌失措。他们纷纷指责报社和通讯社，批评他们“仅仅满足于允许那些驻外记者们报道确确实实发生的事”，而“不希望对事件的解释”。这个问题引起了新闻界的深思。20世纪30年代美国哈钦斯委员会在其著名的报告《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中，明确地对记者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对每日的事件给予真实地、全面地和理智地报道，并将它们置入能显示其意义的特定前后联系之中。”“委员会还要求记者去分析事件所产生的原因、后果和社会影响。”①这就是说，要求记者跳出客观报道理论设置的清规戒律，在报道新闻事实的同时，深入地分析事实，指出其产生的原因、所包含的意义和所产生的影响。解释性新闻、新闻分析等深度报道形式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自20世纪30年代美国哈钦斯委员会在其著名的报告《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中提出对深度报道的关注与切望——“所谓深度报道就是围绕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把新闻事件呈现在一种可以表现真正意义的脉络中”——以来，东西方的新闻理论界均对深度报道做出深入的研究，并形成了一些相对成熟的理论认知。但人们对深度报道的内涵一直众说纷纭，迄无定论。在中国，一方面是专门研究深度报道的著作凤毛麟角，而另方面，新闻界有关深度报道实践却日渐丰瞻，深度报道正在成为广大受众喜闻乐见的报道形式。一些报纸，尤其是《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等强势媒体正在用“深益求深”的魅力敲开公众的心扉。这种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使我们感到眼下很有必要直面深度报道，将理性探讨与感性实践相融汇，以此来把握其本质。

　　如何界定深度报道？这是后来的深度报道研究者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是否定传统的深度报道定义，还是延续业界的普遍认知？对这个带有本原性质问题上，《深度报道原理》（ONIN-DEPTHREPORTING）一书的作者给予业界同行的是一个具有颠覆性的界定。以往被多数新闻学者所接受和采用的以“新闻文体”、“报道形式”和“报道方式”定义深度报道的观点被该书抛弃。超越文体和文本的概念范畴，将深度报道作为一种新闻运作理念加以强调是该书作者对读者思维的第一冲击波。《深度报道原理》一书认为，深度报道的“高级”既不表现在“级别程度”上，也不表现在“写作难度”上。作者强调以超越文体和写作的视角看待深度报道，从而形成这样一种认知，即“深度报道”所体现出来的是一种新闻旨趣（Intrests），它揭示了新闻主体与新闻客体间的关联，这就从深度（深刻性）和广度（广延性）两个方面指出了新闻文体以受众认知效用为主导的运作方向。该书给出的深度报道的简洁的定义是：“以深刻和全面为传播旨趣的新闻报道”。在这样一个简略的定义背后蕴涵该书作者对深度报道的哲学思考。深度报道所强调的“深度”和“广度”概念，表明了对受众认知的关注，凸现了作为新闻理念而存在的深度报道的社会价值。

　　长期以来，“深度报道是一种新闻文体”的观点得到不少人的认同。这一观点可以概括其形式上的特点，但如果用来定义深度报道，就会有人否认其存在。比如美国的詹姆士波普就曾指出，不应该使用“深度报道”这一概念，因为这似乎暗示着人们，曾经在某一个时期里，有一种“肤浅报道”被接受过。而把深度报道简单地解释为一种“新的”新闻文体，不可能道出深度报道的深层含义②。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更倾向于强调:深度报道是新闻执着于追求深刻性的一种写作旨趣。它是一种“类文体”，一种思维方法，是一种立体式的新闻思维方式；它强调多层次、综合地把握和揭示新闻事件的过程及新闻事件与社会的联系，探索时代的精神状况，描述隐藏在行为背后的深层含义。表现在实践中，一篇好的深度报道应包括如下9项内容：事件、新闻背景、新闻前景、新闻过程、新闻分析、主观感性、新闻预测、图片说明和对策建议。这无疑是对传统的单纯化新闻写作思维的一种挑战。

　　1、文章通篇着力讨论某一方面的问题。一件很轰动的大事，深度报道可能关注其中一个很微观的方面，但一定是这件事所集中体现的矛盾主体。举例来说，在“黄碟案”中，可能存在多种矛盾冲突，如警察执法方式问题，处理程序问题，看黄碟的道德问题，但这则报道中，真正为人所关注，也是事件最能集中体现的观念冲突，是警察能否入室的问题，是“家”的法律权利边界问题。

　　2、文章应有结论。这个结论不是是非对错的判断，不是道理，不是记者主观的看法，而是事件本身所陈述、所展示的客观存在。这个结论展现的过程，应如数学公式一样，是一个推导的过程，推导所需要的材料，是记者通过采访收集到的新闻事实，推导一局的定理和规律，是主流人群的思维逻辑。比如不久前发生于江西的老人法院自爆案，《成都商报》一个记者在采访之后，把“点”放在空巢老人问题上，给出的结论是老人是因为思念儿子，希望以各种手段召回儿子而不能，才自爆于法院的。这个结论，有他所采集到的事实支撑，整个阐述都合情合理，较有说服力。不过，这篇文章另有问题，这一点容后再说。

　　结论还可能不是一个明确的结果，只是针对事件所反映问题的客观阐述。比如几年前的湖南老师教学生学习是为“挣大钱娶美女”事件，这个事件反映的是民间一种价值观的冲突，是影响几千年的儒家思想中“名”与“实”的冲突，反映的是一种社会思潮。所以，这个事件，得出的结论即是上述它所反映出的冲突所在，没有对错是非的判断结果。

　　3、文章得出的结论，应有一定的先进性，或能展示了当下重要的社会矛盾，而不是陈词滥调，不是显见、可以轻易得出的道理。比如如果一个报道不需要过多解释，读者很容易就能看出是讲述了好人得到好报坏人受到严惩的故事，这种报道就绝不是深度报道。由此原因，政法系统的案件纪实就不在深度报道的范畴中。

　　在国内报界，深度报道的要领也常常跟调查性报道相混淆。在许多读者以及媒体人看来，做深度就是做调查性报道，甚至更为狭窄的监督性、揭黑性报道。然而在西方，更为常见的深度报道文体是解释性报道，带有很强烈的服务色彩。

　　国外的情况，以最有代表性的美国为例，深度报道起源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兴盛于五六十年代，而以七十年代的水门事件为标志性顶峰。深度报道兴起的原因可以从时代、行业、读者需求等各个方面解读，但究其根本，还是如最近走红的胡戈新片中那首翻唱歌曲所言：“都是被逼的”。

　　二十世纪20年代，美国的报业开始面临无线广播的挑战；二战后有了电视，并很快发展为彩电。现在受众不仅可以第一时间获取新闻信息，还可以亲眼目睹新闻现场，这在新闻传播的历史上具有开天辟地的意义。新闻学基本要素“5个W”中，基本上前4个W就没有报纸杂志什么事了。CBS、ABS等大的广播巨头顺应时势，摇身变为全国性的电视网。当时就有许多人断言了纸媒的消亡，也的确有一些媒体，其中包括因为二战则蜚声全球的《生活》周刊，顶不住新形势的冲击，关门大吉。

　　美国的报人们在此危境下，找到了杀开血路的利器，这就是深度报道。这是在常规消息报道无法与电视比拼的形势下，不得已而双双顺理成章的选择。既然前4个W我们拚不过，那我们就把力量放在最后一个“WHY”上面好了，这个“WHY”主要就是调查性报道。后来5个W之外，新闻界又加了一个“H”,即“HOW”--怎样，这就主要是指解释性报道了，如解释性报道的开山之作，普利策获奖名篇《让它飞起来》，就是讲波音757飞机是“怎样”制造出来的过程。

　　报纸以深度报道何以能够对抗电视？央视《社会记录》记者沈亚川说，他每次做节目，最大的问题不是采访不到，而是如何说服采访对象出镜。从技术上而言，电视做深度报道的局限是明显的，除了上镜的顾虑，更重要的是，电视是靠画面的，而那些调查取证的过程往往难以用画面表达。如今有了机，电视还可以做做暗访，但放在三四十年前，你如何能设想一个美国的电视记者扛着笨重的摄像机，去采访一桩肮脏的黑幕交易过程？

　　除了技术，受众也是另一大原因。电视的观众总体而言，年龄偏小、文化层次偏低、更欣赏快节奏的画面而非理论说教。相形之下，报纸读者的整体水准较高，也有足够的兴趣和认知力去了解新闻事件发生前前后后的背景、缘由、内幕和趋势，因而深度报道成为纸媒扬长避短的最佳战场。《南方周末》的一句经典广告语：影响有影响力的人以及在这里读懂中国，直接将该报定位在了较高层次，的确《南方周末》超过600万的期发行量也印证了“深度报道”在国内读者中的地位。“有时候读者需要的不仅仅是快速的信息，更需要新闻背后的新闻。”一位资深媒体人说道。以近期《南方周末》有关报道5.12汶川大地震为例，“这一天电闪雷鸣，这一天山摇地动，这一天大雨磅礴。这一天，是我们的国难。”2008年5月15日，笑蜀在《绝境中的生命高于一切》一文中写到。在当天《南方周末》出版的“号外”——“逼近震中”中，无论是“北川，悲伤成川”，还是“多想再握你的手”都让拿起这份报纸的人泪流满面。他以大篇幅甚至通版的深度报道吸引和感动着国人。对于“深度报道”的运用，它无疑是成功的。在当天出版的《南方周末》中，“都江堰-汶川：90公里生命之路”，笔者在开篇即写到：“从都江堰经漩口，过映秀，到汶川。连接震中与外界的90公里，从未与生命如此紧密相连的90公里。”这让读者很自然地就进入了文章的主题，而后笔者又用“他们没有时间伤心，他们从未失去信心”等二级标题，并配以图片和说明，将事情一步一步告诉读者，揭露新闻背后的新闻，这让读者多少有些身临其境并感动不已。

　　而事实上，正是依靠越战、五角大楼文件、水门事件等一系列重大的深度报道，以《》、《》为代表的美国报业，度过了电视挑战的危机，达到了其影响力和商业的鼎盛阶段。③

　　今天的中国报业，某种意义上面对着跟当年美国同行们同样的挑战与困境，而这一次的对手比当年还要远远强大得多，这就是互联网。

　　如果说广播与电视是以信息传播的即时性开创了传播史的新纪元，那么互联网则是以传播的无边际和互动性开创了又一个新纪元。

　　“作为一个报纸的新闻人，我无时不在感觉到网络带来的巨大利益和更巨大的压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南都深度报道目前的选题资源，80%以上来自网络。而报道的影响力也有很大程度是依靠于网络的传播。如果没有互联网，很难想象南方都市报这样一张只在区域发行的地方都市类报纸，可以获得如此巨大的全国影响力。”《南方都市报》深度报道组的同仁们说。

　　“然而压力是与日俱增的。如果说对于报社老总来说，压力主要是感受于不断被切走的广告蛋糕，那么对我这样的采编人员而言，压力更直接是在新闻的高度同质化和常常后人一步的无奈。以中国新闻为例。现在每天打开各家报纸的中国新闻版，你会发现上面的内容不仅都差不多，而且都在前一天或者当天的新闻网站上挂出过。报纸作为第一手新闻传播的功能已经大大被削弱了。”《兰州晨报》一位主编无奈地说，在他的印象中《兰州晨报》除了每天的本地新闻第一天没有在网站上出现以外，其他诸如国内新闻、国际新闻以及其他娱乐、体育新闻，基本上都在网站或者其他媒体上出现过。“即便是本地新闻，也与同城的其他都市类媒体有很多相同之处。很多读者都说，在‘兰州只有一份都市类报纸’。而我们需要树立自己的品牌——加大深度报道新闻的力度，我们需要用它来树立《兰州晨报》影响力。”

　　其实，报纸对抗互联网的第一利器不是别的，而是“国情”。在中国，报纸的功能除了传播，还有教化，包括政令法规的传达和意识形态的宣扬。在这一点上，由于互联网的难以控制，它暂时还代替不了报纸和电视，新闻网站不能独自采写和新闻就是其头上的一道“紧箍咒”。从这一点而言，报纸还可坐享垄断利润若干年。④

　　此外，在一个信息过剩乃至于信息爆炸的年代，受众最迫切需要的，已经不再是信息量的庞大和传播的快捷，而是一种信息的安全感。何谓信息的安全感？每天当你打开几大门户网站，海量的信息扑面而来，承受之而起的便是一种焦虑感，如此众多的信息中，何者为真，何者为伪，何者为巧，何者为拙，何者为必需，何者为累赘？你会发现寻找和选择的时间远远高过获取。网络的传播实在是太庞杂也太轻易了，也就不可避免充满着谎言、垃圾和重复的内容，受众需要权威，需要有信得过的传播者替他作出解释、判断和选择。

　　而传统媒体将会是这个权威角色的最好扮演者，一方面有编辑记者的专业素养和职业规范作为公信力的保证，另一方面传统媒体可以对一个新闻事件投入高昂的人力物力进行长期深入调查，这是普通网友难以比拟的。可以想象，在不久后的信息市场上，网络是一个大卖场，充斥着品种繁多数量巨大的商品，而传统媒体则是其中的品牌专柜，给受众提供可信任、有价值的精品。

　　这样看来，我们就不难理解前述各家报纸纷纷加强深度报道力量背后的动机。大家也像昔年的美国同行一样，再一次将深度报道作为对抗新媒体的武器。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网络媒体尽管以新闻传播的迅速及时而备受青睐，但因为网络特有的虚拟性，很多时候其传播的新闻以及其他信息并不能满足广大受众所要求的真实性，平衡性，而出现偏激的言论，所以很多人并不将网络新闻作为自己日常真实新闻的来源，而还是要从传统的媒体如报纸、电视等获得。这就给平面媒体等传统媒体了发挥自己优势的空间，尤其是深度报道，然而如何把握其平衡性，如何将新闻事件委婉地告诉读者，确实是深度报道记者必须关注的事情。

　　《南方周末》记者杨海鹏说：“我们就像走钢丝，比把握风向和绳索平衡更困难的，是把握自己的心理平衡。”

　　的确，无论新闻表现再客观具体、新闻自由再豁达、言路再宽广，新闻背景以及媒介所处的环境还是会让新闻在约束中来言论。白居易有诗歌曰：“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南方周末》是成功的，但也是不够十全十美的：其一，注重批评，缺少建设性和可操作性的建议。深度报道如果以“第三者”的身份对事实进行调查，将有利于记者在采访中做到客观、准确和公正，“这一点上《南方周末》就弱了些，它欣赏煽情的文字，往往容易过。一些报道手法也并不职业，同时又不注重政府的重视与参与。坚持舆论监督不是去煽风点火，不是报道猎奇引起社会的波动，而是去利用报道消除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发展和稳定”。从新闻背景上看，自国家改革开放以后，新闻舆论敢于冲破思想雷区，因而必然带有浓郁的主观色彩，这种悲壮激烈的批判话语与建设理想，反映在记者身上，就表现出很多的带有“破坏”性的批判和揭露。《南方周末》的评论向来锋芒毕露，而且有专家把它与其他报纸相比较：《新京报》以立为主、《南方周末》以破为主。《新京报》针对社会发展中所存在和出现的问题，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虽然有些评论以批判为主，但其基调仍是友善的、温和的，其批评也是富有建设性的。其二，地域报道不平衡，不如叫成“北方新闻”。有人尖锐地指出《南方周末》应该改名为《北方周末》，因为它所刊登的多数有政治暗示性的内容更多的是中国的北方或北方的大城市少数知识精英所关心的，并不被一门心思经商的广东人所热衷；凡是涉及广东本地的问题，它几乎一律回避。如果从视角方面而言，它也多数拿北方人的某些视角来观察及采编新闻，《南方周末》等于在帮助北京人办报。如果说这些感觉有失偏颇，那么这些结论是真实而具体的。

　　报纸深度报道在我国的新闻改革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为它的崛起,改变了报纸报道结构,也促使其它的媒体开始借鉴这种先进的报道方式,形成了深度报道的大发展，但是对于最早采用此类报道方式的报纸媒体而言,在未来的新闻竞争中，承载着重要的历史使命——站在历史、文明与未来的角度记录时代进程。

　　相比后现代的西方而言，中国当下还处在前现代社会向现代化艰难转型的过程中乐鱼电竞。这个时期，旧有的秩序和价值观均已被颠覆，但新的秩序和主流价值观还未确立，在这样的断裂与碰撞中，整个社会心理呈现出一种混乱的彻底多元化的状态。这样的多元化与西方社会的多元化完全不同，在人家那里，虽然观念与想法千变万化，但那些最根本的大是大非的问题都已经达成共识，多元化建立在一个稳固的根基之上。而在中国这样一个时代，现实生活中发生的种种事情，甚至远超过最大胆最荒诞的文学艺术想象：处女、城管扒裤、夫妻在家看黄碟、千里背尸还乡、“跳楼秀”、、“中央一套”、“双规”牌杀虫剂、“问题官员猎捕大队长”、硫酸泼熊、卖身救母……

　　那么，深度报道在未来应该怎么做呢?原《南方周末》高级记者南香红说：报纸也应该传达人性、人类、文明的信息。

　　④蔡尚伟、罗曙驰.深度报道的革命——试析Internet对深度报道的影响.新闻与传播研究.1999年01期.

　　[1]张志安.记者如何专业———深度报道精英的职业意识与报道策略[A].南方日报出版社.2007.

　　[3]王志敏.王志新.新闻热点报道[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北京.2002.

　　[4]陈作平.新闻报道新思路[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北京.2000.

　　[5]美．威廉C盖恩斯.刘波译.调查报道[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6.

　　[7]项德生、郑保卫.新闻学概论[M].武汉大学出版社.武汉.2000.

　　[8]蓝鸿文.新闻采访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2000.1.

　　[10]陈选文.论深度报道[A].科技编辑出版研究文集（第六集）[C].2001.

　　[13]罗卓群.新时期中国报纸灾害新闻报道研究[D].暨南大学.2004.

　　[14]黄海华.试论电视深度报道的舆论监督作用——对中央电视台主要深度报道栏目的透视[D].广西大学.2001.

　　[15]于建雪.对报纸深度报道先锋意识的美学思考[D].河北大学.2003.

　　[17]张春丽.电视新闻深度报道传播策略研究[D].暨南大学.2001.

　　[18]钱捍.拍出“新闻背后的新闻”——兼谈《大众日报》的专题摄影[A].第四届全国报纸总编辑新闻摄影研讨会文集[C].1996.

　　记者在进行现场报道时，大多要介绍新闻事件的背景及有关情况，所以在报道开始前，应尽可能多地搜集与新闻事件有关的资料，多了解与新闻事实有关的知识，才能在临场报道时胸有成竹、镇定自若，并能对突发情况做出恰当反应和准确介绍，对答如流，在结束报道时才能做出圆满的述评。现场报道对语言的要求不再是字正腔圆、优美动听，而是准确恰当、能真实地反映新闻的实际情况，所以必须做到用词精确、逻辑严谨，控制好谈话的主线，自如地引导采访对象的语言走向，及时转换话题，掌握采访主动权。

　　以现场叙述为主的报道，与被采访对象交流时是采访对象，但这种现场对话还有潜在的倾听者———电视观众，记者千万不要忽略不在现场又在现场的这一交流群体。有时现场记者镜头里没了记者，却带有记者在现场的同期声，这时画面解说要稍加退让，以突出画面信息，保持交流对象仍是电视观众。请看《黑网吧何时休》这篇现场报道。记者现场报道：各位观众，这简简单单的砖砌围墙，屋顶靠几根木头支撑，塑料片、石棉瓦一盖，简陋的工棚摇身一变就成了网吧。（画面切到网吧、执法人员现场执法）6月17日中午，记者在学校对面的马路边，找到了三家这样的网吧，几乎每个网吧都爆满。（接着记者转向网吧经营者）记者：这墙上规定是什么时候贴上去的？报道一开始是对着屏幕前观众说的，继而是解释画面，语言就悄悄退到了侧位，然后转向现场的网吧经营者开始提问，此时并没有忽略电视观众。

　　一般说来，现场报道属于消息体裁，这就要求简明扼要，在尽可能少的语句中传达更多的信息，因此记者要有敏锐的观察力和深刻的分析力，能在一大堆纷乱的线索中以最快的速度做出分析判断，从而提出最有内容、最有分量的问题。在《大兴安岭今起全面停止砂金开采》这条新闻中，记者抓住有限的时间向主管专员提出了这样一个让观众密切关注而又急欲知道的关键问题：砂金停采后，工人的生活怎么办？一下子找准了新闻点。另外，提问要注意引而不发，把握好提问时机及时提出问题。引而不发的提问方法是指把记者需要的立场、观点及倾向较好地潜藏于客观形式中，保持较好的客观性。在这类提问中，记者试图通过回答向观众提供一些背景情况，把“过去时”的一些不宜再现的事实和不易表达的观点在采访谈话中适当地报道出来，让观众进一步了解新闻事件产生的原因，突出事件现场报道、采访目击者的报道，通常采用这种方式。

　　媒介生态环境是指大众传播机构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它是一个动态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政策环境对媒介生态环境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不同时代的政治需求、政策方针，造就不同时代的媒介生态环境。过去，由于政治与文化的封闭性，我国一直把媒介单纯地当成一种工具：战争宣传工具、阶级斗争工具，经济改革工具，让媒体充当政府的播音喇叭，服务于政府的工作路线和方针政策。大炼钢铁需要全民动员，媒体就一窝蜂地报道谁家谁家砸锅卖铁，炼了多少多少吨钢铁，响应国家号召，呈现祖国一片欣欣向荣的假象；经济改革需要树立榜样，媒体就千篇一律地竞相报道哪里的农民在党的政策下发家致富，盖洋房，种果树，买轿车，好似全国农民都已达到小康生活，典型报道的宣传意义大于一切，即便报道的内容“假、大、空”，即便新闻的本身并没有多少新闻价值，尤其在对典型报道的人物选择上，典型人物能否见诸于报端，亮相与电视，要看该人物身上是否体现了政治需要。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媒体的生态环境逐渐转变为开放的、公正的、平等的，媒体的报道宣传不再唯单一的政治需求马首是瞻，开始发挥媒体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在典型报道的选题上，也出现了多元化的倾向，但历史遗留的病灶还未完全治愈，在典型人物选择上仍然以政治性为第一要务。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媒体对于正面典型报道中的人物宣传，出现“完美化”、“标准化”、“天人合一”的“神话”现象。只要是正面典型人物，他就不可能有缺点，他一定是完美的，崇高的，无可挑剔的；他一定是“党性”的，而不是“人性”的；他一定是“超人”的，而不是“平常”的。如1994年一篇关于马永顺的报道写道“‘退休后的马永顺仍然每年都上山栽树、扶育、整地。’年近八旬的马永顺看了报道很反感，就说：‘我老了，干不动了，春天上山造林都没干多少，请记者不要再逼我夏天扶育、秋天整地了’”[1]。媒体的典型人物报道把普通人“神话”，为了这个“神话”的形象，甚至有时为了表现先进人物的思想解放，就把群众写成观念陈旧；为了突出先进人物的无私奉献，就把群众写成自私自利，甚至把群众的智慧写成是先进人物一个人的创造，把集体的功劳记在先进人物一个人的身上等等[2]。媒体报道典型的思维模式就是，典型就得“高、大、全”。但实则，完美的“超人”脱离了群众生活，反而使得典型悬挂空中，让人敬而远之。

　　电视新闻正面典型报道中，人物的刻画和形象的展现很难把握。虽然电视新闻报道的典型来自于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地区，有着各自不同的故事和不同的时代背景，但媒体宣传的典型人物总是“样板戏”一般，缺少“亮点”，缺少人物内心真实的写照，缺少报道角度的新颖性和报道内容细节的深入挖掘，使人物的性格特质和时代特征不鲜活。比如宣传政府干部，会写典型人物的任劳任怨，无私奉献，一心为做人民的好公仆，但也会套路般地写他一心为工作而几年不回家，为解决百姓疾苦而抛下父母妻子儿女与不顾，甚至多少年对家人都不管不问，只顾着执着地工作和为人民服务，活脱脱将一个党的好干部的光辉形象写照为一个六亲不认的工作狂，试问这样不真实的典型人物怎叫观众可信、可亲、可感？即使再鲜亮的躯壳，即便事迹感人心肺、震撼心灵，也会让观众觉得太假，太虚，而收不到积极的宣传效果。另一方面，作为电视——以画面取胜的媒体，增加了新闻的可信度和真实感。但是对于典型报道来说，它不像消息类报道，观众可以从抖动的、模糊的画面中断定新闻的真实性。典型报道是很难在新闻事件发生时及时地捕捉到现场画面，它更多地是事件发生后记者跟踪的深度报道，镜头难免有导演的痕迹。因此，观众总是会问：“那个时候，他们怎么知道？”电视新闻的真实性大打折扣。

　　典型人物是人，不是“神”。电视媒体在做典型人物报道时，应摒弃“高、大、全”的传统报道理念，将典型人物置于现实环境中，自然地写人和写自然的人，从典型生活中的故事体现时代背景下的个性特征和思想操守，做到生活化、人性化地报道，既宣扬典型的优良品质，引导社会学习、效仿，也不刻意避讳典型自身的缺点，让观众觉得典型就是他们当中普通的一员，他没有“超能力”，没有“神助”，有的是高尚的品质和坚韧的精神[3]。比如2006年“大孝至爱，大爱无疆”的典型代表——河南焦作煤矿工人谢延信，他以默默的行动，演绎了中华名族传统美德——孝道的现代版。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在对谢延信的典型报道中，就是用平实的目光报道平实的谢延信。画面中穿着朴素，已头发灰白的谢延信，在一个祥和的下午，拿着一柄梳子在小院里给84岁满头白发的岳母梳头，边梳边和岳母聊着家常，不时传来谢延信傻呵呵的笑声。这幅画面真实地展现了一个普通家庭的日常生活。画面中没有绚丽的服饰，没有华丽的背景，有的是浓浓的生活气息与家人的关爱，它充分展示了一个鲜活的，有血有肉的谢延信。这个镜头让很多观众都留有深刻的印象，让观众觉得距离自己很近，觉得它是真实的，生活中的，这则电视新闻典型报道教化了很多观众，收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典型人物之所以典型，定有常人达不到的某种精神境界。过去，电视新闻典型报道中常常用豪言壮语或者祖国、全民之类的语言来体现典型人物的思想境界，但在这种豪言壮语下，观众并未擦出思想的火花。典型是生活中真实的人，新闻报道应多从人物的语言、行为，活动中，自然地表现先进人物的思想内涵，于细微处体现先进人物的精神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