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鱼电竞音信前言范文10篇

　　媒介融合是时展的必然趋势，在这种融合趋势下，媒介市场竞争愈演愈烈。广播作为一种传统的新闻传播方式，在媒介融合背景下，广播新闻传播创新刻不容缓。广播新闻作为以听为主的媒体，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互动少，而且传播内容及时间有限，难以满足受众的新闻需求。因此，要想在媒介融合背景下占有一席之地，广播新闻就必须结合时代背景，不断创新，革新广播新闻业务，不断提高广播新闻传播的时效性，增强受众的体验，从而吸引更多受众。

　　媒介融合是不同媒介呈现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是一种全新的媒介发展理念，是时展的必然趋势。媒介融合主要表现在技术和经营方式两个层面，媒介的融合为我国传统媒介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媒介融合背景下，信息采集以及传播渠道多样化，受众接受信息的途径更加多样，这给广播新闻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广播新闻作为一种传统的媒介，在媒介融合背景下，其劣势日益突显，无论是传播速度还是传播内容，与新兴媒介相比，都处于不利地位，也正是因为这种劣势，使得其在参与市场竞争中不被受众关注。因此，广播这种传统的媒介要想更好地发展下去，就必须进行创新[1]。与新兴媒介相比，广播整体上均处于弱势地位，受众规模以及影响力都落后于电视、网络等媒介，如果广播新闻行业继续保守传统的经营观念，势必会被时代淘汰。对于广播新闻而言，当前每日仍是会受到播出时间和次数的限制，一旦错过广播时间，听众便无法再听到相关的新闻节目。因此，要想继续稳固广播新闻应有的市场地位，并不断扩大市场占有率，广播新闻行业应当认识到媒介融合给自身带来的冲击，立足实际，不断创新，从而从好地满足听众的需要[2]。

　　广播电视新闻有自身的局限性，这种传播方式传达出来的信息稍纵即逝，听众稍微不留神，就会错失重要的信息。再加上广播电视新闻内容的滞后性，其在传达信息方面远没有网络、数字电视等媒介方便、快速，造成其在媒介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媒介融合背景下，广播新闻面临的窘状也逐渐显现出来，其要想在这个媒介融合大背景下生存下去，就必须结合时代背景，实时、科学创新。2.1广播新闻与移动设备的融合。移动互联网时代，移动设备几乎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手机、电脑等，其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便利。广播新闻应当认识到这些移动设备潜在的价值，将广播新闻与移动设备有效融合，为受众提供移动在线新闻传播，让受众可以随时随地获得自己想知道的信息[3]。例如，将广播新闻与手机融合，广播新闻行业可开发一些软件，并推广到手机上，让手机用户除了听收音机外，还可以利用手机随时随地听新闻节目，从而增加受众对广播新闻的关注度。2.2广播新闻与互联网的结合。长期以来，人们听广播新闻的主要工具就是收音机，但广播新闻节目时间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听众错过了广播新闻时间，便没有机会再收听这一新闻。媒介融合背景下，互联网逐渐成为广播新闻创新发展的一大亮点，与互联网结合，广播新闻可以为听众提供更好的服务。广播新闻电视台可以借助互联网，将网络上的新闻文稿直接转换为自制节目文稿，新闻编辑可借助网络来搜集新闻信息[4]。同时，实现与互联网的结合，可以对新闻素材进行现场直播，并将最新的资讯发送到手机APP、网络及微信平台上，实现“看”与“听”的结合，为受众提供不一样的广播新闻。例如，借助互联网，开通广播新闻微信公众号、微博，第一时间向受众传递资讯，让受众可以第一时间获得其想要的信息。2.3广播新闻与电视媒体的融合。媒介融合背景下，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也开始有融合的趋势。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一方面可以优化资源，另一方面可以扩大影响。对于广播新闻而言，其影响力与电视媒体相比，处于弱势；再加上电视台的采编资源雄厚，这些优势都可成为广播新闻传播可借用的资源。因此，在广播新闻创新发展过程中，应当认识到电视媒体的优越性，积极与电视媒体融合，从而拓宽传播渠道，提高自身竞争力和影响力[5]。例如，在广播新闻栏目里，可以利用电视新闻素材，以此来增加广播新闻的影响力，吸引受众，增强广播新闻传播效果。2.4增加互动环节。广播新闻是以听为主，基于这一形式，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互动极少，听众扮演的完全是一个听客。在这种情况下，听众的意见及看法不能及时反馈给广播新闻电视台。媒介融合背景下，受众越来越渴望与新闻传播互动，互动是受众表达自己内心想法的重要途径，是广播新闻电视台优化广播新闻节目质量的重要手段。因此，广播新闻电视台应当认识到互动的重要性，要善于利用微博、微信、网络来与受众进行互动，广泛听取受众的意见，让受众可以发表自己对广播新闻节目的看法，从而更好地优化新闻传播效果。例如，借助微博开设评论栏，在线聆听以及解决受众的意见和困扰。2.5走品牌化道路。媒介融合背景下，市场竞争加剧，受众选择接受新闻的途径逐渐多样化，如微博、微信、移动终端等，这些平台和工具较广播新闻传播而言，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在传播速度上，均有着巨大的优势。因此，广播新闻在朝着媒介融合发展的过程中，除了要借助互联网来丰富传播内容外，还要注重品牌建设。品牌是一种无形的资产，对于广播新闻而言，打造属于自身的品牌，有利于区别其他媒介，还可以提高自身影响力以及市场占有率。媒介融合背景下，广播新闻应当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打造王牌节目，从而更好地吸引受众，稳定广播新闻的受众群。另外，在走品牌道路的过程中，要注重对主持人的培养，尤其是强化对主持人声音的训练，要求主持人声音有特色、有个性，有吸引力，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媒介融合是时展的必然，实现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有利于更好地满足社会发展需要，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广播新闻作为一种传统媒介，在媒介融合背景下，要认识到媒介融合带来的冲击，积极与电视媒体融合、与互联网融合、与移动终端融合，增加互动环节，走品牌化道路，从而不断提高广播新闻的影响力，优化广播新闻传播效果，稳定广播新闻应有的市场地位，推动广播新闻稳定发展。

　　[1]张庚.媒介融合背景下广播新闻传播创新发展的实现路径[J].中国培训,2016(22):279.

　　[2]张文卫.分析媒介融合背景下民生新闻创新及价值提升[J].采写编,2016(3):11,46.

　　[3]方妍.媒介融合背景下广播新闻传播创新发展的实现路径[J].广东开放大学学报,2016,25(1):92-94,100.

　　[4]姜燕.广播新闻传播如何在媒介融合背景创新性发展[J].新闻研究导刊,2015,6(17):292.

　　加入WTO使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单元，预示着中国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生活将会发生深刻而全面的变革。作为开放的市场的一部分，我国的新闻媒介也会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入世对我国新闻媒介的挑战和对我国新闻媒介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归结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

　　建国以后,我国一直维持一个封闭的媒介环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传播学信息概念的引入，在强化新闻媒介的政治功能的同时，国家又明确其产业属性,媒介开始走向市场，但是原有的传播环境并未打破，我国在国内媒介市场上仍然居于绝对垄断地位，媒介市场成为最后一块没有被分割的蛋糕。入世以后,国家虽然会采取种种保护措施，但媒介市场会逐渐向国外开放将是不争的事实。依据世贸组织的贸易自由化原则、国民待遇原则、无歧视贸易原则，外国媒介将会逐步谋求享受与国内媒体相同的待遇。国外传媒将会通过参股、控股等方式,对我国的杂志、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体进行资本渗透,继而在中国设立独立的新闻机构,向中国出售其媒介产品的原版和中文版,一些跨国商业电台、电视台的节目有可能在中国落地。实际上,有些国外媒体早已有所动作。《中国计算机报》由于外资的介入成为第一个被捅开的豁口,向人们展示了国外媒体经营的全新观念和强大的竞争力;美国《财富》杂志也通过在上海举办“财富论坛”为条件，取得了在国内创办《财富》中文版的许可；已经通过MTV成功打入中国的维亚康姆公司及影响广泛的《读者文摘》也在叩击中国市场大门。另外，中美达成的协议包括：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当日起,允许外国电信供应商占有电信服务公司49%的股权，两年后这一比例可增至50%；美国可以在中国投资互联网公司，包括目前禁止的内容供应业务,西方发达国家的投资者在中国互联网领域将会获得合法的地位。

　　“在冷战结束后的世界里,跨国通信一直在不断地影响着并加快着政治与社会的变化”。苏东集团解体、社会主义阵营出现重大挫折后,西方的政客以及新闻媒体曾经沾沾自喜地认为正是国际传播在这场事变中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新闻正越来越成为一种有力的政治与外交武器”。入世以后,、BBC、洲电台等媒体必将打着各种旗号,加紧对我国进行政治渗透。随着外国新闻产品的不断涌入,国际信息交流的规模不断扩大,人们的信息源也将大大增加,这将给“把关人”的信息过滤带来困难。国外商业文化也会加紧渗透中国市场。目前,美国的大众文化出口已经排在航空技术之后，成为其第二大最具赢利性的出口，美国的电影、电视及流行音乐席卷全球，对其他民族的传统文化造成了颠覆性的影响。可以认为，世界已经开始享有一种共同的大众文化，而这种文化正是建立在西方大众文化的基础之上。西方大众文化的实质就是宣传西方日益膨胀的消费主义、鼓吹绝对的个性自由、凸现非理性的和价值相对主义的后现代文化，它在无意识中就消解了其他国家的民族认同，对此我们要保持警惕。

　　随着信息技术的跃进式发展,人造通讯卫星、互联网及短波通讯将世界组成一个细密的覆盖全球的通信网络,任何一个走向现代化的国家都不能成为独立其外的孤岛。目前的国际新闻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可视为西方新闻媒体，特别是美国和英国的媒体,以及少部分来自法国和德国的媒体的一种衍生产品”，“新闻流动仅仅是一种从北方国家到南方国家，或者说从富国到穷国的单向流动”，因此，在这样一种生态系统中，中国媒介所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根据统计的数字,全球每天有15亿人会接触到的新闻,它在全球的用户有15000家,每天为全球6000家电台和电视台提供声像材料。路透社则向131个国家的29310家客户提供服务。反观同属国际上8个A级通讯社之一的新华社，用户只有4000多家,其中国外用户仅有100多家。再如,在1999年世界电视100强当中,美国占据了31个位置（前5名为其囊括），占世界电视产业的半壁江山（52%强），仅排在第一的时代华纳公司的电视收入就达184.62亿美元,而同时入选的中国中央电视台,产值只有6亿美元,位列第51位。差距是非常明显的。

　　虽然入世给中国传媒带来了种种困难和压力,但也带来了发展机遇,我们没有理由妄自菲薄。只要我们正视困难，沉着应对，加快发展，我们完全有可能迎头赶上，成为“国际信息新秩序”中的重要一员。

　　我们应该用全新的新闻传播观念来指导现实操作，这是当务之急。近几年，我国媒介的市场意识虽然得到提高，媒介竞争也空前激烈，但是宣传方式还不灵活,有效传播观念还比较薄弱，今后，应在强调坚持正确舆论方向的前提下，树立受众本位思想,改进新闻宣传的方法，提高宣传的艺术，增强新闻宣传的贴近性和服务性。同时,要借鉴跨国传媒集团在管理机制、经营方略等方面的先进经验,促进媒介管理的法制化和公开化。

　　当前世界媒体掀起了一股兼并浪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美国在线和时代华纳的合并。合并后的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年营业额将达到300亿美元,成为集因特网服务、出版、新闻和娱乐于一体的超级媒体王国。美国在线的老板史蒂文·凯斯甚至雄心勃勃地说:“我们将最终改变人们获取信息、与他人交流、购物以及娱乐的方式。”另外，《》与（ABC）、《》与国家广播公司（NBC）、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C）和维亚康姆公司也先后宣布合作,这些媒介寡头纷纷互抛绣球,强强联合,正说明全球媒体竞争已经进入短兵相接、惨烈厮杀的阶段,而实力正是决定胜败的关键。顺应这一潮流，我国也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进行报业集团试点，经过几年的发展，集团经济实力大大增强,目前我国已经成立起15家报业集团，初步建立起我国报业发展的新框架。广播电视也正在积极推行集团化模式,部分地区如湖南、四川已有媒体成功上市,进军资本市场，这些举措都标志着我国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业已开始从个体化发展转向整体战略性产业结构调整。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传媒市场已经不再是附属于行政区划的各自独立、互不交叉的市场，因此媒体下一步应该树立国内统一大市场观念,在相应的政策指导下,大力发展跨地区经营,通过联合、重组、兼并等方式，优化配置媒介资源要素，尽快打造我国传媒业的“航母”。

　　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说过：“谁拥有网络,谁就拥有未来，谁就拥有世界。”互联网作为信息社会的一个标志，它的飞速发展给人类传播活动带来了一场革命。与传统媒体相比，互联网具有即时性、交互性、容量大、跨国界、超文本等特点，它综合了广播、电视、报纸三大媒体的优点，又有三大媒体所不具的优势，因此受到世界各国媒体的重视，成为新的信息传播的制高点，世界上一些著名的报刊和通讯社纷纷在互联网上安营扎寨。互联网在我国的发展也可谓惊人,1996年以来，国内互联网用户每年都以超过200%的速度剧增,现在已逾6000万,到2015年我国互联网用户将会跃居世界首位。截至2004年6月,我国内地全国报刊总数2053种的80%上网。2000年3月,包括《北京晚报》在内的北京9家新闻单位共同加盟“千龙网”,实行资源共享。5月28日,上海各大传统媒体又联手推出“东方网”,这两件事是媒体创新的一个重要信号，它意味着传统媒体正以战略联盟的形式，全面介入互联网信息服务市场。但是,我们在互联网上仍然与西方强势媒体有着不小的差距。这首先是因为互联网上通行的语言是英语,全球电脑储存的信息中,80%以上是用英语记录的,汉语作为一种信息符号在跨文化传播中还存在很大的障碍。据《计算机世界》刊载的统计数字,在互联网上的输入、输出信息流量当中,中国仅占0.1%和0.05%,而美国的两项指标均达到85%以上。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存在对等、平衡的传播。因此,中国应该加大用英语的信息量,向外界更多地传达中国的声音,帮助国外受众更好地了解中国、认识中国,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网络交流的价值。另外,据资料显示,我国信息产业的投入大约在1万亿元左右,约为美国的12.5%,我国信息资源利用与开发的比重仅占总投入的0.2%,而美国信息利用与开发的比重却占到总投入的60%。所以有人戏称,中国花大钱建造了高速公路,但跑的都是外国人的“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浪费。因此,我们必须大力开发中文信息资源,通过降低价格、加强培训等措施,扩大用户范围，让尽可能多的人上网。只有这样，我们的基础设施才能更好地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生活服务。

　　一切战略的落脚点都是人才,在“入世”的挑战中,一个实质性的问题就是人才。相对于外国同行,我国新闻从业人员的竞争意识普遍不强,尤其是在新闻观念、新闻的敏感性、敬业精神、知识储备等方面存在着相当的差距,因此应把提高新闻工作者素质作为一个应对挑战的关键问题来加以解决。新闻工作者应该在深入研究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学习地缘政治学、多边贸易规则、知识产权等多方面的知识,应该能对错综复杂的新闻事实进行深刻的分析,按照新闻规律来合理运用新闻资源,通过最新的传播技术和传播手段,使用现代新闻语言来向受众传输信息。从这一点上来说,新闻从业人员任重而道远。

　　加入WTO使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单元，预示着中国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生活将会发生深刻而全面的变革。作为开放的市场的一部分，我国的新闻媒介也会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入世对我国新闻媒介的挑战和对我国新闻媒介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归结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

　　建国以后,我国一直维持一个封闭的媒介环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传播学信息概念的引入，在强化新闻媒介的政治功能的同时，国家又明确其产业属性,媒介开始走向市场，但是原有的传播环境并未打破，我国在国内媒介市场上仍然居于绝对垄断地位，媒介市场成为最后一块没有被分割的蛋糕。入世以后,国家虽然会采取种种保护措施，但媒介市场会逐渐向国外开放将是不争的事实。依据世贸组织的贸易自由化原则、国民待遇原则、无歧视贸易原则，外国媒介将会逐步谋求享受与国内媒体相同的待遇。国外传媒将会通过参股、控股等方式,对我国的杂志、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体进行资本渗透,继而在中国设立独立的新闻机构,向中国出售其媒介产品的原版和中文版,一些跨国商业电台、电视台的节目有可能在中国落地。实际上,有些国外媒体早已有所动作。《中国计算机报》由于外资的介入成为第一个被捅开的豁口,向人们展示了国外媒体经营的全新观念和强大的竞争力;美国《财富》杂志也通过在上海举办“财富论坛”为条件，取得了在国内创办《财富》中文版的许可；已经通过MTV成功打入中国的维亚康姆公司及影响广泛的《读者文摘》也在叩击中国市场大门。另外，中美达成的协议包括：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当日起,允许外国电信供应商占有电信服务公司49%的股权，两年后这一比例可增至50%；美国可以在中国投资互联网公司，包括目前禁止的内容供应业务,西方发达国家的投资者在中国互联网领域将会获得合法的地位。

　　“在冷战结束后的世界里,跨国通信一直在不断地影响着并加快着政治与社会的变化”。苏东集团解体、社会主义阵营出现重大挫折后,西方的政客以及新闻媒体曾经沾沾自喜地认为正是国际传播在这场事变中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新闻正越来越成为一种有力的政治与外交武器”。入世以后,、BBC、洲电台等媒体必将打着各种旗号,加紧对我国进行政治渗透。随着外国新闻产品的不断涌入,国际信息交流的规模不断扩大,人们的信息源也将大大增加,这将给“把关人”的信息过滤带来困难。国外商业文化也会加紧渗透中国市场。目前,美国的大众文化出口已经排在航空技术之后，成为其第二大最具赢利性的出口，美国的电影、电视及流行音乐席卷全球，对其他民族的传统文化造成了颠覆性的影响。可以认为，世界已经开始享有一种共同的大众文化，而这种文化正是建立在西方大众文化的基础之上。西方大众文化的实质就是宣传西方日益膨胀的消费主义、鼓吹绝对的个性自由、凸现非理性的和价值相对主义的后现代文化，它在无意识中就消解了其他国家的民族认同，对此我们要保持警惕。

　　随着信息技术的跃进式发展,人造通讯卫星、互联网及短波通讯将世界组成一个细密的覆盖全球的通信网络,任何一个走向现代化的国家都不能成为独立其外的孤岛。目前的国际新闻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可视为西方新闻媒体，特别是美国和英国的媒体,以及少部分来自法国和德国的媒体的一种衍生产品”，“新闻流动仅仅是一种从北方国家到南方国家，或者说从富国到穷国的单向流动”，因此，在这样一种生态系统中，中国媒介所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根据统计的数字,全球每天有15亿人会接触到的新闻,它在全球的用户有15000家,每天为全球6000家电台和电视台提供声像材料。路透社则向131个国家的29310家客户提供服务。反观同属国际上8个A级通讯社之一的新华社，用户只有4000多家,其中国外用户仅有100多家。再如,在1999年世界电视100强当中,美国占据了31个位置（前5名为其囊括），占世界电视产业的半壁江山（52%强），仅排在第一的时代华纳公司的电视收入就达184.62亿美元,而同时入选的中国中央电视台,产值只有6亿美元,位列第51位。差距是非常明显的。

　　虽然入世给中国传媒带来了种种困难和压力,但也带来了发展机遇,我们没有理由妄自菲薄。只要我们正视困难，沉着应对，加快发展，我们完全有可能迎头赶上，成为“国际信息新秩序”中的重要一员。

　　我们应该用全新的新闻传播观念来指导现实操作，这是当务之急。近几年，我国媒介的市场意识虽然得到提高，媒介竞争也空前激烈，但是宣传方式还不灵活,有效传播观念还比较薄弱，今后，应在强调坚持正确舆论方向的前提下，树立受众本位思想,改进新闻宣传的方法，提高宣传的艺术，增强新闻宣传的贴近性和服务性。同时,要借鉴跨国传媒集团在管理机制、经营方略等方面的先进经验,促进媒介管理的法制化和公开化。

　　当前世界媒体掀起了一股兼并浪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美国在线和时代华纳的合并。合并后的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年营业额将达到300亿美元,成为集因特网服务、出版、新闻和娱乐于一体的超级媒体王国。美国在线的老板史蒂文·凯斯甚至雄心勃勃地说:“我们将最终改变人们获取信息、与他人交流、购物以及娱乐的方式。”另外，《》与（ABC）、《》与国家广播公司（NBC）、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C）和维亚康姆公司也先后宣布合作,这些媒介寡头纷纷互抛绣球,强强联合,正说明全球媒体竞争已经进入短兵相接、惨烈厮杀的阶段,而实力正是决定胜败的关键。顺应这一潮流，我国也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进行报业集团试点，经过几年的发展，集团经济实力大大增强,目前我国已经成立起15家报业集团，初步建立起我国报业发展的新框架。广播电视也正在积极推行集团化模式,部分地区如湖南、四川已有媒体成功上市,进军资本市场，这些举措都标志着我国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业已开始从个体化发展转向整体战略性产业结构调整。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传媒市场已经不再是附属于行政区划的各自独立、互不交叉的市场，因此媒体下一步应该树立国内统一大市场观念,在相应的政策指导下,大力发展跨地区经营,通过联合、重组、兼并等方式，优化配置媒介资源要素，尽快打造我国传媒业的“航母”。

　　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说过：“谁拥有网络,谁就拥有未来，谁就拥有世界。”互联网作为信息社会的一个标志，它的飞速发展给人类传播活动带来了一场革命。与传统媒体相比，互联网具有即时性、交互性、容量大、跨国界、超文本等特点，它综合了广播、电视、报纸三大媒体的优点，又有三大媒体所不具的优势，因此受到世界各国媒体的重视，成为新的信息传播的制高点，世界上一些著名的报刊和通讯社纷纷在互联网上安营扎寨。互联网在我国的发展也可谓惊人,1996年以来，国内互联网用户每年都以超过200%的速度剧增,现在已逾6000万,到2015年我国互联网用户将会跃居世界首位。截至2004年6月,我国内地全国报刊总数2053种的80%上网。2000年3月,包括《北京晚报》在内的北京9家新闻单位共同加盟“千龙网”,实行资源共享。5月28日,上海各大传统媒体又联手推出“东方网”,这两件事是媒体创新的一个重要信号，它意味着传统媒体正以战略联盟的形式，全面介入互联网信息服务市场。但是,我们在互联网上仍然与西方强势媒体有着不小的差距。这首先是因为互联网上通行的语言是英语,全球电脑储存的信息中,80%以上是用英语记录的,汉语作为一种信息符号在跨文化传播中还存在很大的障碍。据《计算机世界》刊载的统计数字,在互联网上的输入、输出信息流量当中,中国仅占0.1%和0.05%,而美国的两项指标均达到85%以上。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存在对等、平衡的传播。因此,中国应该加大用英语的信息量,向外界更多地传达中国的声音,帮助国外受众更好地了解中国、认识中国,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网络交流的价值。另外,据资料显示,我国信息产业的投入大约在1万亿元左右,约为美国的12.5%,我国信息资源利用与开发的比重仅占总投入的0.2%,而美国信息利用与开发的比重却占到总投入的60%。所以有人戏称,中国花大钱建造了高速公路,但跑的都是外国人的“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浪费。因此,我们必须大力开发中文信息资源,通过降低价格、加强培训等措施,扩大用户范围，让尽可能多的人上网。只有这样，我们的基础设施才能更好地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生活服务。

　　一切战略的落脚点都是人才,在“入世”的挑战中,一个实质性的问题就是人才。相对于外国同行,我国新闻从业人员的竞争意识普遍不强,尤其是在新闻观念、新闻的敏感性、敬业精神、知识储备等方面存在着相当的差距,因此应把提高新闻工作者素质作为一个应对挑战的关键问题来加以解决。新闻工作者应该在深入研究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学习地缘政治学、多边贸易规则、知识产权等多方面的知识,应该能对错综复杂的新闻事实进行深刻的分析,按照新闻规律来合理运用新闻资源,通过最新的传播技术和传播手段,使用现代新闻语言来向受众传输信息。从这一点上来说,新闻从业人员任重而道远。

　　加入WTO使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单元，预示着中国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生活将会发生深刻而全面的变革。作为开放的市场的一部分，我国的新闻媒介也会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入世对我国新闻媒介的挑战和对我国新闻媒介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归结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

　　建国以后,我国一直维持一个封闭的媒介环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传播学信息概念的引入，在强化新闻媒介的政治功能的同时，国家又明确其产业属性,媒介开始走向市场，但是原有的传播环境并未打破，我国在国内媒介市场上仍然居于绝对垄断地位，媒介市场成为最后一块没有被分割的蛋糕。入世以后,国家虽然会采取种种保护措施，但媒介市场会逐渐向国外开放将是不争的事实。依据世贸组织的贸易自由化原则、国民待遇原则、无歧视贸易原则，外国媒介将会逐步谋求享受与国内媒体相同的待遇。国外传媒将会通过参股、控股等方式,对我国的杂志、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体进行资本渗透,继而在中国设立独立的新闻机构,向中国出售其媒介产品的原版和中文版,一些跨国商业电台、电视台的节目有可能在中国落地。实际上,有些国外媒体早已有所动作。《中国计算机报》由于外资的介入成为第一个被捅开的豁口,向人们展示了国外媒体经营的全新观念和强大的竞争力;美国《财富》杂志也通过在上海举办“财富论坛”为条件，取得了在国内创办《财富》中文版的许可；已经通过MTV成功打入中国的维亚康姆公司及影响广泛的《读者文摘》也在叩击中国市场大门。另外，中美达成的协议包括：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当日起,允许外国电信供应商占有电信服务公司49%的股权，两年后这一比例可增至50%；美国可以在中国投资互联网公司，包括目前禁止的内容供应业务,西方发达国家的投资者在中国互联网领域将会获得合法的地位。

　　“在冷战结束后的世界里,跨国通信一直在不断地影响着并加快着政治与社会的变化”。苏东集团解体、社会主义阵营出现重大挫折后,西方的政客以及新闻媒体曾经沾沾自喜地认为正是国际传播在这场事变中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新闻正越来越成为一种有力的政治与外交武器”。入世以后,、BBC、洲电台等媒体必将打着各种旗号,加紧对我国进行政治渗透。随着外国新闻产品的不断涌入,国际信息交流的规模不断扩大,人们的信息源也将大大增加,这将给“把关人”的信息过滤带来困难。国外商业文化也会加紧渗透中国市场。目前,美国的大众文化出口已经排在航空技术之后，成为其第二大最具赢利性的出口，美国的电影、电视及流行音乐席卷全球，对其他民族的传统文化造成了颠覆性的影响。可以认为，世界已经开始享有一种共同的大众文化，而这种文化正是建立在西方大众文化的基础之上。西方大众文化的实质就是宣传西方日益膨胀的消费主义、鼓吹绝对的个性自由、凸现非理性的和价值相对主义的后现代文化，它在无意识中就消解了其他国家的民族认同，对此我们要保持警惕。

　　随着信息技术的跃进式发展,人造通讯卫星、互联网及短波通讯将世界组成一个细密的覆盖全球的通信网络,任何一个走向现代化的国家都不能成为独立其外的孤岛。目前的国际新闻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可视为西方新闻媒体，特别是美国和英国的媒体,以及少部分来自法国和德国的媒体的一种衍生产品”，“新闻流动仅仅是一种从北方国家到南方国家，或者说从富国到穷国的单向流动”，因此，在这样一种生态系统中，中国媒介所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根据统计的数字,全球每天有15亿人会接触到的新闻,它在全球的用户有15000家,每天为全球6000家电台和电视台提供声像材料。路透社则向131个国家的29310家客户提供服务。反观同属国际上8个A级通讯社之一的新华社，用户只有4000多家,其中国外用户仅有100多家。再如,在1999年世界电视100强当中,美国占据了31个位置（前5名为其囊括），占世界电视产业的半壁江山（52%强），仅排在第一的时代华纳公司的电视收入就达184.62亿美元,而同时入选的中国中央电视台,产值只有6亿美元,位列第51位。差距是非常明显的。

　　虽然入世给中国传媒带来了种种困难和压力,但也带来了发展机遇,我们没有理由妄自菲薄。只要我们正视困难，沉着应对，加快发展，我们完全有可能迎头赶上，成为“国际信息新秩序”中的重要一员。[page_break]

　　我们应该用全新的新闻传播观念来指导现实操作，这是当务之急。近几年，我国媒介的市场意识虽然得到提高，媒介竞争也空前激烈，但是宣传方式还不灵活,有效传播观念还比较薄弱，今后，应在强调坚持正确舆论方向的前提下，树立受众本位思想,改进新闻宣传的方法，提高宣传的艺术，增强新闻宣传的贴近性和服务性。同时,要借鉴跨国传媒集团在管理机制、经营方略等方面的先进经验,促进媒介管理的法制化和公开化。

　　当前世界媒体掀起了一股兼并浪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美国在线和时代华纳的合并。合并后的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年营业额将达到300亿美元,成为集因特网服务、出版、新闻和娱乐于一体的超级媒体王国。美国在线的老板史蒂文·凯斯甚至雄心勃勃地说:“我们将最终改变人们获取信息、乐鱼电竞与他人交流、购物以及娱乐的方式。”另外，《》与（ABC）、《》与国家广播公司（NBC）、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C）和维亚康姆公司也先后宣布合作,这些媒介寡头纷纷互抛绣球,强强联合,正说明全球媒体竞争已经进入短兵相接、惨烈厮杀的阶段,而实力正是决定胜败的关键。顺应这一潮流，我国也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进行报业集团试点，经过几年的发展，集团经济实力大大增强,目前我国已经成立起15家报业集团，初步建立起我国报业发展的新框架。广播电视也正在积极推行集团化模式,部分地区如湖南、四川已有媒体成功上市,进军资本市场，这些举措都标志着我国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业已开始从个体化发展转向整体战略性产业结构调整。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传媒市场已经不再是附属于行政区划的各自独立、互不交叉的市场，因此媒体下一步应该树立国内统一大市场观念,在相应的政策指导下,大力发展跨地区经营,通过联合、重组、兼并等方式，优化配置媒介资源要素，尽快打造我国传媒业的“航母”。

　　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说过：“谁拥有网络,谁就拥有未来，谁就拥有世界。”互联网作为信息社会的一个标志，它的飞速发展给人类传播活动带来了一场革命。与传统媒体相比，互联网具有即时性、交互性、容量大、跨国界、超文本等特点，它综合了广播、电视、报纸三大媒体的优点，又有三大媒体所不具的优势，因此受到世界各国媒体的重视，成为新的信息传播的制高点，世界上一些著名的报刊和通讯社纷纷在互联网上安营扎寨。互联网在我国的发展也可谓惊人,1996年以来，国内互联网用户每年都以超过200%的速度剧增,现在已逾6000万,到2015年我国互联网用户将会跃居世界首位。截至2004年6月,我国内地全国报刊总数2053种的80%上网。2000年3月,包括《北京晚报》在内的北京9家新闻单位共同加盟“千龙网”,实行资源共享。5月28日,上海各大传统媒体又联手推出“东方网”,这两件事是媒体创新的一个重要信号，它意味着传统媒体正以战略联盟的形式，全面介入互联网信息服务市场。但是,我们在互联网上仍然与西方强势媒体有着不小的差距。这首先是因为互联网上通行的语言是英语,全球电脑储存的信息中,80%以上是用英语记录的,汉语作为一种信息符号在跨文化传播中还存在很大的障碍。据《计算机世界》刊载的统计数字,在互联网上的输入、输出信息流量当中,中国仅占0.1%和0.05%,而美国的两项指标均达到85%以上。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存在对等、平衡的传播。因此,中国应该加大用英语的信息量,向外界更多地传达中国的声音,帮助国外受众更好地了解中国、认识中国,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网络交流的价值。另外,据资料显示,我国信息产业的投入大约在1万亿元左右,约为美国的12.5%,我国信息资源利用与开发的比重仅占总投入的0.2%,而美国信息利用与开发的比重却占到总投入的60%。所以有人戏称,中国花大钱建造了高速公路,但跑的都是外国人的“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浪费。因此,我们必须大力开发中文信息资源,通过降低价格、加强培训等措施,扩大用户范围，让尽可能多的人上网。只有这样，我们的基础设施才能更好地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生活服务。

　　一切战略的落脚点都是人才,在“入世”的挑战中,一个实质性的问题就是人才。相对于外国同行,我国新闻从业人员的竞争意识普遍不强,尤其是在新闻观念、新闻的敏感性、敬业精神、知识储备等方面存在着相当的差距,因此应把提高新闻工作者素质作为一个应对挑战的关键问题来加以解决。新闻工作者应该在深入研究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学习地缘政治学、多边贸易规则、知识产权等多方面的知识,应该能对错综复杂的新闻事实进行深刻的分析,按照新闻规律来合理运用新闻资源,通过最新的传播技术和传播手段,使用现代新闻语言来向受众传输信息。从这一点上来说,新闻从业人员任重而道远。

　　自现代传媒诞生开始，媒介就被书写成神话。在阶级对抗和革命过程中，媒介被新兴阶级用来启蒙民众思想，从而确立启蒙者的历史地位；在现代民主体制中，大众传播对政治及其他权力的监督使媒介成为民间英雄，乐鱼电竞其特殊的政治身份和社会功能延续了媒介神圣地位。在我国，随着舆论监督力度的加大，媒介的社会整合功能越来越强大。然而，转型期的大众传媒却面临着尴尬的处境：一方面是舆论监督给传媒带来良好的声誉，另一方面，在监督过程中出现的记者腐败、话语权力寻租等现象又将其推至信任危机的边缘。如何正确认识媒介的身份成为我们亟需解决的一个问题。

　　现代社会中，对政治力量以及其他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赋予了媒介神圣地位。从政治体制上来讲，民主制度赋予新闻传播及其监督活动合法性。在民主制度中，对权力的制约是保证民主制度的必要条件。对权力的制约有三种方式，一是以权力制约权力，二是以道德制约权力，三是以权利制约权力。由于权力的相互制约机制无法最终解决一个监督监督者的问题，所以避免“败”和“官官相护”现象出现的一种有力措施，就是健全以权利制约权力的机制，使公共利益的主体——广大公民承担起监督监督者的责任，恰当地配置权利，以限制、阻遏权力的滥用[1]。大众传播媒介就是以权利制约权利的有效方式，是民主制度在话语领域的表现。在我国，这种功能主要体现为舆论监督，“作为一种活动，它指公民或新闻媒体发表与传播针对政府机构或政府官员的批评性言论。作为一种功能，它是权的诸项政治与社会功能之一。它的法律依据是宪法等法律中的有关的诸条款，在我国是宪法的第三十五条与第四十一条。”[2]

　　在西方，传播媒介也有批评监督的权利。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西方国家产生的一批严肃的综合性报纸树立了现代新闻业批评政府的传统。这些报纸声称不依附于任何政党、政府，努力体现政治、经济上的独立自主性。它们通常采用企业的方式来运营，因此经济利益最大化是其重要目标；同时它们又追求政治目标和社会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是，它们号称独立于政府并监督政府，声称是民意的代表，是满足受众知情权、帮助民众实现参政议政的渠道，这些口号为其赢得了公众的欢心和支持。公众也不免对媒介有夸张的说法，称之为“无冕之王”，还有说法称它为“第四等级”，或“第四种权力”。在现代西方国家三权鼎立的权力框架中，大众传播逐渐成为除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种力量，并在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中奠定了坚不可摧的影响力。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批评政府是西方传媒的传统，但其传播体制中并不存在“舆论监督”这种形式，正因如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新闻理论，视传播媒介为第四种权利。舆论监督的英文对应词可以是SUPERVISIONBYPUBLICOPINION或PUBLICSCRUTINY[3]，与之具有对应关系的报道形式是调查性报道，它主要是揭露违法犯罪活动[4]。在美国，二十世纪初开始兴起了调查性报道热潮。一批记者和作家由于不满政治道德的堕落而充当起MUCHRAKERS，即“黑幕揭发者”，“他们利用传媒，无情而犀利地批判了美国政界商界以及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腐败现象：政府和黑道的勾结、金融业的欺诈、药品和食物的掺假、街道上的。”[5]。尽管这些报道触怒了包括很多知名人士在内的社会力量，譬如前总统罗斯福就深受其害，他怒斥这些人为“扒粪者”，指责他们忽视世间美好事物而专注于丑陋卑鄙的一面，但由于“扒粪运动”揭发了大量政治以及公众事务的黑幕而为传媒赢得了声誉和支持。之后发生在1972年的水门事件，不仅使《》两个名不见经传的记者声名大噪，而且最终迫使总统尼克松辞职。“第四种权利”在改变政局、影响政党政治上显示出神话般的力量。

　　在我国，舆论监督主要是公民权和知情权的体现。[6]公民的和知情权是民主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民主社会政治透明化的重要保障，而报纸、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为政治公开化透明化提供有效的工具。西方虽然不存在舆论监督的说法，但媒介批评政府从某种程度上保障了公民的知情权和权。在美国，各州都制定了关于公众知情权的法律，保证公众有权查阅政府记录、使用享受法律豁免的某种资料，使公众有权利了解真实情况以便真正实现人民对政治机构的控制。大众传播媒介在沟通公众与政府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提供全面、正确的信息成为建立“充分知情的民主”的必要条件，从而变成了民众的英雄。在美国，媒介神话被到处传扬，新闻学院、报社、电视台、新闻团体都将此奉为真理，以至于不熟知美国历史的人都认为记者由人民选举出来担负某一项特殊公共功能。在《自由之必要：新闻自主的哲学》一书中，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教授梅里尔描述了媒介在美国社会和历史中的神圣地位：许多美国人相信新闻界是政府非正式、但非常真实的一部分，也有人认为新闻界能够对政府进行制衡，是政府滥用权力的监督者和对手。

　　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我们国家。我国宪法、刑法和民事诉讼法都有保障言论自语权利的条款，充分体现对于人民群众知情权的尊重与保障是我们媒介发展的核心内容之一，舆论监督成为实现公众权的可靠途径。我们的传媒具有舆论监督的传统，并在促进政府提高工作效率、揭露社会弊端、纯洁党的干部队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舆论监督力度的加大以及执政党对媒介监督的支持大大提升了媒介的美誉度。一系列舆论监督的成功案例，譬如嘉禾高考舞弊丑闻、河北霸州民警杜书贵一案、广西南丹矿难、孙志刚事件、黄静事件等使媒介的正面形象更加鲜明。对于权力黑幕的揭露使媒介带上了制约权力的光环，公众也由此产生了对媒介力量的推崇。一项调查显示：“64.1%的被访者表示，‘当看到社会上的不平事’会想到找记者、媒体；有24.3%的被访者“在生活中遇到依靠自己无法解决的困难’时会想到找记者、媒体；15.8%的被访者“当遇到有意思的事”时会想到找记者、媒体。统计表明，公众心目中的记者是社会正义、公平的化身，当遇到社会上的一些不平等事时，绝大多数的人会想到找记者、媒体。”[7]以舆论监督起家的《焦点访谈》，由于敢于揭露社会阴暗面，敢于讲真话，反映人民的心声，也一度被国人称为“焦青天”[8]。

　　从这个角度上讲，媒介及舆论监督神秘力量的原因就在于：能够将权力尤其是神秘的政治去神秘化，揭露权力的真相并且从某种程度上监督和制约权力。在封建国王统治的时代，统治者是尊贵神秘的，国王的权力和思想对一个国家起着决定性作用，而“民主的新闻报道一个最好的功能就是使政治过程透明化。同时传授政治规范，如对弹劾总统，或总统遇刺后的继位问题作出规定和安排的制度。”[9]它能够“提高政治行为和政治活动的透明度，提供公众参与政治决策的重要条件。它通过对腐败现象的揭露和监督抨击了权力腐败和权力膨胀现象，从道德上和公众舆论上对权力拥有者造成了巨大压力，同时提供了培养政治民主作风的重要途径。”[10]大众传播媒介的诞生摧毁了国王的话语独裁和贵族的话语霸权，当政治神话消失的时候，媒介神话就诞生了。

　　在我国，舆论监督获得开放性空间始于1992年。1992年初，南巡的南巡讲话不仅给陷入困境的经济改革注入一支强心剂，而且鼓励了新闻界拓展新的自由发展空间。自1987年至1989年9月中国新闻第一个“黄金时期”之后，新闻界又出现一种新风潮，“从‘政治家办报’改革为‘文化人办报’、‘商人办报’，从‘与假大空保持高度一致’变为了‘讲述老百姓的故事与希望’。各个媒体开始探索民主监督、思想启蒙，并引进外资办报的现代经营尝试。”[11]新闻传媒和舆论监督爆发出愈加强大的力量。

　　然而，在转型期，我们的媒介既未完全脱离计划经济体制控制也未完全实现市场经济转向，其中隐藏的自身机制的复杂性、矛盾性不断暴露出来，引起公众广泛注意和不满。2003年10月，新华社自曝家丑，披露2002年山西繁峙矿难报道中有包括四名新华社记者在内的新闻工作人员有受贿行为。“11名新闻记者在采访事故过程中收受当地有关负责人及非法矿主贿送的现金、金元宝，存在严重的经济违纪行为……有知情者透露，繁峙矿难发生后，非法矿主在繁峙、忻州甚至太原的长途汽车站、火车站、机场四处布下眼线，只要是外地记者，一经搭上、议定价码后，就用金钱和金元宝“打点”。有的外地记者在太原、繁峙一下火车就被‘打点’回去了。”[12]这起记者受贿的内幕被披露后引起社会尤其是新闻同行震惊。由此引发了关于受贿记者的“集体不道德”、“有偿新闻”与“有偿不闻”、新闻行业内部自律等讨论。而同样在今年被曝光的湖南《娄底日报》记者伍新勇一案也引起对于媒介“话语腐败”的讨论。伍新勇通过挖下色情陷阱、请君入瓮的手段来控制某些领导，插手一些机关单位的人事任命，它的特殊之处在于，“伍新勇曾是一个传媒人，他挟舆论工具谋取个人不法利益，导致社会结构发生某种倾斜。他的所作所为，使得他所从事的新闻职业的性质发生了极大的扭曲，使得正常的舆论监督成为了不良记者牟取私利的手段。”[13]繁峙矿难和伍新勇事件等新闻黑幕的曝光粉碎了舆论监督和媒介的神话，使传媒面临着深刻的信任危机。

　　繁峙矿难记者受贿事件曝光之后，新华通讯社与中国记协以及其他新闻单位纷纷向社会作出承诺：“坚持报实情、讲真话，维护新闻的真实性、公正性；清正廉洁，公道正派，坚决有偿新闻、虚假报道，恪守新闻职业道德。”[14]并且提倡加强教育，提高新闻队伍的综合素质，表示“希望社会各界对新闻工作者中违反新闻职业道德行为加强监督”[15]。然而事情似乎不仅仅是加强职业道德这样简单。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理解一度被视为“社会公器”的媒介，如何认识被称为“无冕之王”的记者，如何正确看待具有强大力量的舆论监督。

　　事实上，我国社会进入转型期后，媒介、记者、舆论监督的身份及三者之间的关系都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媒介不同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传媒之处在于，作为市场经济的行为主体，传媒具有独立性，不仅要牟取经济利益，拥有追求经济利益的目标和权力，同时还要谋求社会效益，而对于某些媒介和记者而言，舆论监督已经成为媒介牟取社会效益的一种手段，被用做一种市场营销的策略和资源。市场经济中的传媒应该同时奉行市场营销理念和新闻专业主义理念[16]，并应该在传播活动中合理分配这两种宗旨的指导力量以达到动态的平衡。市场营销理念将受众当作“消费者”，强调满足受众消费新闻信息的欲望。由于消费者决策的内在驱动力是对于快乐的追求，市场营销理念认为新闻应当最大程度地满足个体追求快乐的欲望，受众的喜好决定了对新闻选择。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则主张将新闻报道作为一种社会责任，强调最大程度地向大多数市民提供信息，以满足其“知的权利”，只要能够达到这个目标，可以不计制作成本，不在乎所吸引的受众的广度，甚至可以

　　[page_break]不顾触犯利益攸关者。其最主要的特征是中立的把关人和客观的反映者[17]。舆论监督从本质上讲应该列属于新闻专业主义理念范畴，是大众传播的一个客观效果而非手段，但是在社会转型期，舆论监督的意义已经被篡改，进行舆论监督已经退化为媒介经营自身形象的一种手段，成为获得社会效益或曰美誉度的一种高回报行为。因此，从经济角度分析，牟取自身利益是媒介进行舆论监督的根本出发点，当媒介将话语权作为谋求利益的手段时，可能产生的后果只有两个，一是舆论监督为媒介利用，成为媒介的免费形象宣传，一是一部分记者假公济私，将舆论监督作为要挟牟取个人利益。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伍新勇等人的腐败行为。

　　舆论监督导致的传媒话语权腐败招致公众对记者和媒介发生了怀疑，“他们怀疑自己是否还能信任新闻媒介。他们并非对我们的职业技能有所不满，令他们不满的是我们的道德和我们对自己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认识。”[18]多年来形成的关于传媒的美好印象被破坏。媒介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难道我们多年来形成的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或者我们根本就没有真正认识传播的本质？我们究竟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这种种复杂的现象，才能够既有效地利用媒介又能够保持理智，做一个聪明的受众？新闻从业人员又应该以何种态度和理念来对待自己面临的种种压力、诱惑，如何能够在商业利益和道德准则之间求得一种平衡？毫无疑问，传媒无形而强大的力量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但这不应该防碍我们以一种更加冷静、客观的态度审视传媒。正确认识媒介和舆论监督的作用，从媒介的去神圣化开始。

　　在这里，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传媒特殊的政治身份，在传媒和舆论监督神圣化的情境中，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充分条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传播媒介被视为党政机构的一个部门，舆论监督事实上是执政党政治行为的一种途径。在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史上，新闻媒介都曾执行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任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曾提倡新闻媒介对无产阶级政党和政府自身进行批评和监督，我们的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实践中也将传播媒介作为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有力武器。“在革命时期，重视利用党内媒介开展对党和军队工作的批评建议；革命胜利后，把它当成听取意见，揭露弊端，改进党和军队工作的重要途径。”[19]因而在我国，党管媒介是政治权力的延伸，媒介话语实际是政治话语在媒介的延伸和衍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传媒和舆论监督是代表党和政府监督、审查工作乐鱼电竞，具有浓厚的政治和政府工作色彩，也正因此舆论监督不能监督同级党委，并且被排斥在诸种禁区之外。

　　进入市场经济后，尽管媒介的功能、角色、地位以及受众对媒介的认识都有了很大变化，然而传播体制并未发生根本的变革，从建国初期建立延续至今的一元化党报体制仍然是传播体制的主要特征。因此，转型期的媒介身份呈现出多重性和复杂性：一方面，传媒把政治解放出来送到民众那里，另一方面，恰恰是记者的半官方身份又使其成为政治、政权的代表。在受众那里，对于政治的神秘感并没有被传媒完全消解，反而伴随着对政治和政权的敬畏，将代表“官方”的媒介和记者神圣化、神秘化。舆论监督也成为市场化的媒介从计划经济继承而来，用以谋求社会效益的一种工具。事实上，媒介既非“第四种权利”，也非单纯的宣传工具，将媒介与政府的关系归至于控制与被控制或制约与被制约，这种二元论观点显然有简单化的倾向。“政府和媒介最理想化的关系不应该简单到谁是谁的胳膊或者大腿，他应该是你的一个朋友，而且是个诤友，能在很多地方提醒你。自己的手很难给自己动手术。”[20]同时，作为市场经济的行为主体，传媒又只能是追求经济和社会双重效益的独立实体，在公众利益、政府控制和自身生存之间求得一种利益关系的平衡。但我们却一直在误解传媒的身份。公众将媒介的力量无限放大，以至于出现将“焦点访谈”称为“焦青天”的现象，这种传统文化中对父母官至高无上的赞誉折射出民众对媒介的敬畏，大众传媒已经成为中国当代社会的一个新神话。

　　因此，媒介的去神圣化，首先应该从体制入手。在转型期，传媒业同样需要“转型”，“这一转型和改革首先应该是宏观体制面的改革与开放，几十年一贯制的传媒体制(其中包括运作模式、管理目标和游戏规则)必须有一个较为彻底的、适应时展的改造。而这恰恰是当前发展阶段上解放传播生产力、促进传媒业发展的关键。”[21]传播体制的改革重在使媒介脱离于政治和政府的依附关系,实现传媒的市场化运作。淡化媒介的行政色彩是廓清媒介和舆论监督身份的基础，也是净化舆论监督功能的关键[22]。1998年朱鎔基提出的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十六字真言，“触动了中国延续了数十年的指令型“新闻体制”，[23]“直指当前中国新闻界要害”[24]；今年7月30日，中国《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泛滥和利用职权发行实施细则》，8月22至26日，中央在考察陕西时强调，一定要使媒体与行政分离、减少滥用行政职权发行的做法。“根据最新的报刊整顿计划，绝大多数官办的报刊将被停办，或者与所属党政机关脱钩。”[25]这预示着一轮新的新闻改革即将拉开序幕。

　　此外，新闻传媒应该树立专业主义理念，将舆论监督和传播活动回归新闻的本质。事实上，包括舆论监督在内的所有传播活动其本质都是对事实的报道。从传播效果角度看，舆论监督是传媒环境守望功能的表现之一。守望的目的是通过向公众提供关于社会的全部信息，使社会成员及时了解环境变化及产生的社会影响以及可能由此引发的危险。对社会全面信息的提供包括了两个方面：正面信息的报道和负面报道。一方面是反映社会进步，另一方面，媒介还应该“同时揭露和批评贪污腐化、违法乱纪，渎职或工作的失误，社会上其他赴台和不良现象等。”[26]由此可见，传媒实现守望功能的基本方法是传播信息，无论何种信息的收集、播发其本质都是对事实的报道。新闻的经典定义告诉我们，新闻就是事实的报道，其本源是事实，一切传播活动的客体均为事实。从这个角度说，舆论监督也只是一种事实的采集传播过程。舆论监督只是一种“权利”而非“权力”，其独特性在于以公开报道的方式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社会舆论的支持，迫使职能部门作出决策。批评权利或舆论监督的权利也并非媒介特权，舆论的真实力量存在于民众之间。媒介并非神圣传媒或“青天”，记者并不会永享光荣。他们进行舆论监督只是一种报道事实的形式，因此，媒介和舆论监督的责任在于报道事实、挖掘新闻，“并体现出客观公正的职业立场，体现出对事实、对公众“知”的权利的充分尊重，体现出不屈从于任何利益、任何权威的勇敢和独立性，以及对真理和改造世界之理想的孜孜不倦的追求。”[27]

　　媒介的一切力量均源于事实，“它不是立法和司法权，也不是财权和军权，它是舆论的权力、道义的权力。这是一种无形的权力，其它权力都得正视它表达的声音。它不是一种刚性的权力，而是一种柔性的权力，也就是说，没有人必须服从它；但是，也没有人能忽视它。”[28]舆论监督和媒介的神话应该结束了。任何一种盲目的准宗教崇拜精神渗透到民众血液中的唯一后果就是集体无意识，一旦神话破灭，公众势必陷入迷茫与恐慌。继续沉浸在神圣传媒的理想中，后果将不堪设想。

　　[6]参见刘华蓉：《大众传媒与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8页。

　　[7]“传媒调查：干记者原来挺危险”，北京青年报，2003年11月08日。

　　[8]束学山：“《焦点访谈》的舆论监督为何减少”，《南方都市报》2003年9月15日。

　　[12]“山西繁峙矿难11名记者采访过程中受贿内幕”，新华网，2003年10月9日。

　　[14]“新闻界吁净化队伍记协公布记者违纪举报方式”，中国新闻网，2003年09月29日。

　　[15]“记协：加强行业自律凈化新闻队伍公布监督电线]参见“新闻专业主义与市场营销理念的博弈”，新华网，2003年9页18日。

　　[20]喻国明：“中国媒体的责任与方向——十六大后的传媒角色”，《南方周末》，2003年02月28日

　　[26]大众传播学总论》，张隆栋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05页。

　　从生活的种种，我们都知道，真实性对新闻媒体起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个新闻媒体里的新闻没有了真实性，那么相信这个媒体也会很快消声灭迹。真实性是每一个新闻媒体必须坚持的原则。就像是社会国家的法律一样，谁都避免不了。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新闻真实性越来越受到冲击。一些媒体为了在竞争中求得生存，放松了新闻职业道德。如现在在社会上出现的一些现象，就是新闻失去其的线日上午，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委书记、长沙县委书记李振萼，应长丰集团请求，与该集团董事长李建新、副总经理欧玉华一道同日本客商谈判引进汽车零部件项目事宜。谈判在青竹湖高尔夫会所进行。下午4:00返回时，李振萼所乘坐的会所车辆突发意外，翻车下坠。由于伤及大脑，伤势过重，经抢救无效，李振萼于19时16分死亡。

　　在事故发生后，就有不同的媒体对其做了不同的报道。有关报道也很快在新闻传媒传播开来。在这里，李振萼死亡原因成了报道的关键所在，也是问题的所在。有一些媒体报道说，根据日商要求，谈判被安排在高尔夫会所进行；李振萼“因公殉职，风范长存”，是一位优秀的领导干部。但另一种版本却说，李振萼死于打高尔夫球的途中，因而对他死亡的性质也就有了另一种解说。

　　再有浙江一家报纸曾刊发过一幅新闻照片，它所反映的是一群农妇在杭州西湖“花港观鱼”景点观鱼，呈现一派欣喜欢乐的景象。照片说明的大意是：得益于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农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农妇也有条件上“天堂”游览了。然而，读者只要仔细观察就不难发现，这群农妇是清一色的装束：头上包着一条毛巾，身上穿着大襟布褂，腰间系了一条围裙，肩上还挎了一只香袋。这实际上是杭嘉湖地区农妇上杭州灵隐寺进香的“统一着装”。该幅照片告诉人们的是农妇富起来以后游西湖，其实她们上杭城的真实目的是“灵隐进香”，“游西湖”不过是进香以后的乘兴之举，是“副产品”。这张照片，从表面上看是真实的，但从本质上讲却是失实的。应该说，摄影记者所抓拍到的现象不能说不真实；但对现象的真实报道并不就是对本质的真实报道。

　　对于这样的新闻报道，对于我们这些作为听众来说，到底还能不能相信呢？相信在这样的环境下，没有一个可以信任我们的新闻媒体，相信这样对我们现在的新闻媒体来说，真的是一大挫败，同时地对于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的多了，相信我们广大的听众也会对我们的新闻媒体产生一种抗拒感与不信任感，如果让事情继续严重下去，甚至会导致广大人们不再相信新闻媒体。

　　为了重新树立在民众心里的新闻媒体形象，我们就应该开始大力整顿新闻媒体体制，对新闻媒体的所有有关工作人员进行升级，从整体上提高人的质量和新闻真实性的水平。这样做的目的有：

　　1、提高新闻言论的价值性。新闻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有给于人们群众的信息的信息价值，人们不可以同时出现在几个不同的地方，也没有办法瞬间知道几千里之外的事情。而新闻却可以给人们提供这种信息的资源，这就是新闻报道的价值。就像2008年5月，在瞬间被摧毁的汶川能瞬时被我们全国人们知道，这就是新闻传播的功劳，也是由于新闻的真实性和及时性让我们这些身在千里之外的人也能感受到那里的痛苦，从而发起全国性的自愿救助和捐款活动，让汶川重新站起来。这就是新闻言论的价值，宏伟而壮观的价值。

　　2、调节好人们大众与新闻媒体的关系。当一个社会的新闻机构都在报道一些不为真实的东西，这定会照成广大人们有很多不忿的声音，除非新闻媒体的人能有能力做到事情的真相永远不会被人们所挖掘出来，但我相信，纸永远都是包不住火的，真相总有一天会浮出水面的。那么对于众多人们不满的声音，我们该怎样做呢？难道要使用武力吗？相信如果到了这么一个时候，社会也不会安定，人们更不能安居乐业。那么在这里，新闻媒体传播再也不是给人们带来方便的东西而是置人们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根源。事物是被人们选择出来的，但一件东西给人们带来的不是好处而是有害东西，相信人们会抛弃这么一样不吉之物。

　　3、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和国际间的和平事业的发展。要知道言论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是一种自我保护和带有攻击性的武器。很多人很多时候会因为各自的言论问题而大打出手，甚至血流不止也在所不辞。在我们生活的社会环境下，相信真实、公正的言论会让人信服，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同样在国际的交往之中也有一样的效果。对于国际间的言论，新闻报道更要严谨和谨慎，因为国际间存在偏激的言论会导致国际间的不平衡，带来民族间的仇恨。就像我们国家和日本的关系，可谓是有一触即发的危险关系，作为我们中国人怎么也无法忍气吞声的啃下当日日本对我们中华的侵略历史。如果日本或我们的新闻言论上再“加把油”，相信定会引起人们的“暴乱”。所以说，严谨、谨慎的言论可以促进国际间的和平事业的发展。

　　4、真实、公正、严谨的新闻媒体传播会受到人们大众的欢呼，从而提高传播质量与效率。这个相信我们都可以轻易理解到，因为我们人总是相信让我们信服的东西，相信我们自己所认定的东西。相信为这真实而奔波的人或机构。

　　从简单的阐述我们现阶段的新闻媒体的一些背景和我们所需要真实性新闻的重要性，我们应该懂得，我们应该呼吁我们的全体新闻媒体机构让我们广大人们所能观看到的，听到的，都需要本着真实可信的基础出发。那对于现在陆陆续续出现的失真的新闻事件，我们该怎样去做到没有再次的失线、我们都知道媒介体制改革将媒体推向市场，所以对于新闻媒体的收视率、发行量、点击率等指标成了决定媒体在市场上获益多少，甚至生死存亡的关键性因素。所以，多媒体在面对巨大的压力之下，就选着夸大一些新闻的真实性，为此吸入更多人的眼球。为此，重新树立人们的信心，各个新闻媒在体机构应该本着自己机构里的人才，在新闻事件的最前线等到消息，并及时的反应消息，或不能离开真实性的本质的前提之下通过特殊的设计，赢得更多人的关注，在相同竞争的背景之下，如果你跑的快，你有能力，你就会比别人更胜一筹。

　　2、有很多新闻失要是由于一些新闻从事工作人员自身的素质问题而导致的。如在2002年6月新华社、《山西经济日报》、《山西法制报》、《山西生活晨报》的11位记者在采访山西繁峙矿难时，收受当地有贿赂，集体失语。这是典型的“有偿不闻”丑闻。这不在是个人的专业知识不厚或经验不足的问题，这是高度缺乏责任感和敬业精神，没有新闻工作职业道德修养的表现。为此，为重新建立好我们的新闻媒体机构，我们需要大力对所有从事新闻工作的人员进行再一次的教育或培训，培养出发自他们自身的责任感和敬业精神，总体提高工作人员的素质，对于教而不改者，可以进行辞退的做法，保证新闻媒体整体的素质与道德。有了好的工作团队，也不怕在竞争中会败退下来，相信就能从根本上解决我们现在社会上出现的新闻失线.很多时候由于一些政府人员为了自己的信誉，对自己管核范围发生的不光彩的事采取隐瞒，甚至报上去的资料也是经过自己的精心处理后才上报的。笔者在这里先举个例子，广东省某个县为了建立大型的桥梁，本来想通过搞好建设来提高该县的知名度的，但是由于连日的大雨，连日的大雨，桥梁崩塌，很多工人在工作中受伤了，更不幸的是有些工人在这次事故中连生命都失去。记得当时是有5个工人死亡，但是当记者来采访时，政府人员却说，只有两人身亡，对于这样的一个报道，自己也不深入了解，知识草草了事，就这样一件那么大的事该县的领导只是受到警告的处理。如果没有隐瞒事实可能上报到省份，那样该县的政府官员就要下岗啦！在面对着自己的利益受到侵害时，作为政府官员也是那样的伪造事实。这样的例子而且是屡见不鲜。某学校学生出现中毒问题时，该学校为了掩人耳目，该学校对学校的学生一再强调，不能透露风声。面对社会上出现种种新闻的不真实问题，笔者只能是感涕流泪。笔者想在这里强调的时，国家要正视这样的问题，对伪造事实严重者要采取法律制裁，同时还要加强监督机制，通过公开信访举报制度，拓宽人们监督制度，另一方面要加强道德的培养，对于政府人员或企业机构都要强调道德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地位，根据中国的国情，还有结合现在的信息时代加大宣传，弘扬思想道德建设的线、就是采访者故意不深入采访，采用“诱导式”采访手段，即为写出新思想新角度，采取“启发诱导”的方法引导别人“提供”自己所需要的材料，让被采访者“顺杆爬”；采取“印证式”采访，即先“考察”中央及军委最近作出了什么重要决定，军区有什么新的方针政策，强调宣传什么内容，然后带着观点框框到部队找自己所需要的材料；进行“人工导演”，即为能见报，制造新闻事实，然后又作为自然发展的客观事件报道出来。作为记者就要身负着新闻社的规章制度，要有大胆果断的性格，对于新闻的不正确性要勇敢提出，不要害怕强权，在这方面广东珠江频道《今日关注》的支持人郑达，他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他在报道新闻时，从没有含糊，没有因为害怕别人的报复而颠倒事实，他那果断、公正的品质值得我们去学习。记者不畏强权，敢于报道准确的事实，使一些不法分子不敢伪造事实，另外还可以使市场整治合理发展。笔者在这里还是想提出几点，

　　A、国家要加强对记者的安全保护，因为记者在报道时可能会得罪一些人，如果国家不能保证记者的安全，记者可能会颠倒事实。但是如果国家保障了记者各方面的安全，那么记者就不用在害怕不法分子的毒害，而是更加公正的报道事实，哪有那个新闻的真实性就能拿得到保障。

　　B、加大记者的培养，因为有些消息可能记者不在现场，那样记者就要采访一些路人或目击者，但是对于采访的资料可能缺乏真实性，所以记者就要有知识，有思维的分析，对于别人的回答，记者要迅速的做出判断，所以记者要有一定的学识。

　　5、在新闻写作中用一些模糊语言掩饰真实的情况。也就是常常故意用一些模糊含敖混语言来掩饰应该精确和真实的地方。例如，一位通讯员在写一篇典型事迹报道时，在写到这个同志母亲被自行车撞伤，家中来信让其回家的情节时，报道员为了使报道感人，有意用“车子”代替“自行车”，把“来信”写成“来电”，以此片面地衬托典型。还有就是的为了能见报，把半年前甚至一年前发生的新闻事实加上“最近”这种模糊语言，当做新闻写出来。

　　相信这些情况都会严重导致新闻失真，使新闻失去它的价值，对于新闻，记者不要通过语文的选词文采加以修饰，新闻要简洁，要明确，在新闻的写作中，记者不要添加多余的感彩导致新闻出现不正确性。

　　五、新闻失线、新闻失实会损害有关当事人或社会群体的形象，败坏社会道德风尚，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由虚假新闻引发的纠纷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我们都知道新闻媒体在我们社会上还是具有很大的形象塑造力，在不真实的报道中，无论是虚假的成分有多少都会给人们留下最深的记忆，就算该件新闻被新的新闻真面的再次报道，但人们依然会相信自己的第一次记忆，因为我们都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思想。这样就会和容易造成矛盾，甚至危机。

　　2、虚假新闻对新闻行业自身贻害无穷。新闻是新闻媒介传播信息的主体，而新闻的收视率是新闻媒体的自我定位的基础。如果存在有虚假新闻，这就会损害新闻业自身生存、发展。特别地，如果虚假新闻的泛滥，影响的决对不止是造假的个别媒体，形象受损的是整个行业。我们都知道建立良好的形象是漫长而艰难的，而损坏这种形象却易如反掌的，而且这种负面作用将是长期的、深刻的，在短时间内根本无法消除。当人们对媒体上的虚假新闻习以为常的时候，也是媒体的公信力荡然无存的时候。社会公信力是媒体存在的基础，是媒体生命的核心，失去了公信力媒体何谈生存。

　　3、虚假新闻的泛滥不利于构建健康积极的中国媒体文化。虚假新闻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是一种“内伤”，短时间内似乎看不见摸不着，但它的恶劣影响却是长久的，影响的是社会的精神，伤害的是人们的思想。人们对客观事物认知偏差和行为错误可能导致媒体文化流于低俗，与我们构建积极健康的媒体文化的初衷背道而驰。

　　总结：新闻的真实性可能给社会带来很大的危害，从本文上面的例子已经知道新闻要保持它的真实性，那是新闻的价值所在，今天面对新闻失真严重的情况，作为社会界的一员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对于本文中，新闻失真的原因很大，大部分因为法律的不严谨和记者的职业道德不高所致，为了保持新闻的真实性，笔者根据现实情况总结出了几点措施，希望以后新闻界能重视新闻失真的问题。

　　新媒体技术既改变了人类进行社会表达与交流的内容与形式，也改变了我们所生存在和置身于的世界文化格局与面貌。网络平台支持了媒介融合，使得媒介传播的基础与环境，媒介承载的信息状态与呈现，媒介受众接受的形式与方式等，在声像化里发生趋同性变异：文字、图像、声音、影像等符号的整合性运用，使人类的信息传受更容易完成。其中，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的关系，也开始表现出新的特点：互动性传受，成为了当下新媒体传播中一个显在的现象和特征。而互动性对于媒介发展，对于信息传播，是有着重要的文化、社会意义的。

　　媒介信息传受的互动性特怔的形成，与人类社会及媒介本身的发展规律一致。人类所有的努力，都是通过“人化”的方式，最大限度地改造和利用资源，以方便和帮助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与发展。其中既包括对自然资源的利用，也包括对社会资源的不断整合。在人类漫长的社会发展史上，媒介进化：首先是口语、图画、文字符号的渐进出现、使用——如人类早期的亲身人际传播，岩画记录下的生活与劳动片段。中国早期的文字记录直至世界范围内印刷图书形成文字信息的大规模复制、传播，再到声音、影像的利用——早期无声电影，再到文字、音、像合一承载、传播信息的出现——有声电影后的电视以至新媒体，历史所呈现的媒介进步的轨迹，都表达着人类以前行与发展的态势，将媒介信息的传受，建立在不断兴起的新技术基础上，对媒介符号和元素进行完善地利用并整合。从媒介结构信息世界的完整性角度上看，到文字、音、像等合一的媒介传播形式出现，人类外在的，如声音与耳朵，文字、图像、影像与眼睛等，这两组互为但并在的传受信息的生物显性机能，已得到较为完全的实现。然而，在征服自然之后，其“浮士德”般改造自然的“本能”，使得人类对实现最大、最好、最完善信息传受的努力，尤其显在于形式上，一直没有停止脚步。于是，综合、延伸、拼贴、粘合，单项信息符号向其极致处去利用、发展——图像到影像，多项符号向综合与全面处去组合、联结——网络支持下身临其境的声像即时传递，在INTERNETER，出现与普及以后，人类的传受技能，还在以一种无可限量的前进趋势，经历巨大的变化并得到前所未有的整合与开发。

　　那么，什么是媒介传受的最佳状态?也就是说，人类具体的无止境追求的信息传受胜境是什么?美国传播学者保罗?莱文森的“媒介进化学说”，给我们做了提示。保罗，莱文森把人类社会整个媒介演化过程看作为一个“补救措施”。他指出：“首先我们借助发明媒介来拓展传播，使之超越耳闻目睹的生物极限，以之满足我们幻想中的苛求；其次，我们发明媒介，以便重新捕捉在初始延伸中已经失去的那部分自然”。正像这位学者指出的那样，即使人类实现了信息的大众化传播，以图书、报纸、杂志等为代表的传统纸质媒介基于文字符号的静态传播，以至在电影、电视为代表的影像媒体的文字、图像、影像、声音的动态传播，已经延伸和扩展了我们用以表达和交流、沟通的可能与方式，并在配合以人类想象的当口，努力回归到真实的生存景况——一个有声有色的世界。但是传统媒体因其传播的单向性和传播符号运用的有限性，依然与人类本身所处的表达与交流的自然此在相去甚远。于是，在媒介符号元素的他在走向自在的发展中，媒介最终要在人类不断的“补救措施”里，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社会的“自然找回”。由此，媒介演化进程中，有着一定的过渡阶段——电影、电视阶段即是，一侔技术与文化环境具备，就会被再次颠覆并超越。如今，因为网络技术的发展，数字新媒体时代集通讯、计算机数据与广播电视三网的融合，已让我们回归人类生物自然交流情境的步伐加快。而互动，作为一种符合人类社会与媒介演化规律的人性化表达与交流方式应运而生。

　　如此，体现在媒介信息表达与交流层面上的互动性，是人类在延展和找回的双重努力中的一种媒介传受的呈现方式：它是人类真实社会中早已存在和熟知的行为。为了连接和构建人类作为群体性动物存在的社会，个体间的表达和交流，既是一种需要，也在长期进化中成为本能，形之为人类存在的素质与能力。而互动性在人类交流的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在显性层面上，作为信息互换与流通的基本手段，可用于人类社会现实的信息表达与交流，以便在一定的自然、社会情境下，形成特定主体与客体间的信息遇合与传播；在实际情形中，是现实存在。在人类社会真实情境中，信息表达的主体和接受信息的主体的实际站位，通常情况下边界不清，可以随时并任意进行身份互换，信息内容传受的流向，多在双向性、甚至多向性的并在下，动态行进、回转。人类社会中所发生的真实而自然的信息传受，是特定情境下生动而鲜活的生物互动的交流行为。互动性作为人类社会本能和实际应用，存在着也发生着。电子媒介所呈现的信息传受的互动性特点，正体现出人类对真实自然“找回”的一种努力与部分实现。

　　在“找回”自然的努力中，媒介互动性也现实地模仿了人类社会自然态的信息传受及传播形态，营造、体现为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与传统大众媒介的传播不同，以往大众媒介是在信息传受之前，早已给定传输主体与接主体的身份，而各自安守本分，以完成单向性的信息传播行为。传播活动一般由掌握媒体资源的组织或机构发起，大众则作为受体被传输信息。其中，传播主体的组织、机构思想意识形态的存在，利益驱使出发点的不同，传输平台的垄断地位等特点，使传统的大众传播在社会功能方面，附带有更多的意识形态、利益纷争及社会使命等大社会成分。

　　其实，一种新的媒介总是应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某种需要而出现，其后才被有心的组织或机构，因经济或政治、文化的功利目的，去运用甚至利用。所以，传统媒介的单向性和垄断性，并不是媒介存在的本原形式，当社会与科技的发展，足以支持媒介自在存在，属于媒介本质的自然形态就能再次出现。在电子技术所建立的开放式平台上，媒体的垄断被突破，只有拥有一定经济或政治资源的组织与机构担当信息传播主体的历史被改写，传受主体的规定性被打破。在大众传播所具有的限定性与规范性、利益竞争性与意识权威性等，不再是新媒体全部而统一的信息表达模式的时候，人类个体开始成为媒介信息表达和交流网络上的主体。“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在工作时或在家里接触到因特网的无限空间，通过印刷文字和音频开辟了新闻、娱乐和商业史无前例的空间。”处在电脑终端的每一个主体，既可能是传播的主体，也可能是接受的主体，并在信息传受的过程中，随时进行信息互动和身份互换。

　　在即时而互动的信息互动和身份互换中，表达与交流的主体也模糊了传与受的界限。信息内容的严正与重大被祛魅，更多是对如正发生在我们实际生活中的行为和信息的表述：没有特别准备的主题，向庸常生活层面下移和倾斜。或者完成陌生主体的相识，或是完成一次商业交易，或是进行一回信息互换，不管信息传受实现的是怎样具体目的的表达与交流，在双向或多厨的媒体信息传受中，新的媒体信息传播，更多以日常与平常意味，完成人类媒介中的社会交流与表达，并形之现实、日常的生活模线，信息传受的随意、随时性

　　“数码平台包含了几乎所有的媒体形式”，新媒介技术平台能综合运用文字、图画、声音与影像等符号，并结合静态与动态传播形式，使得当下媒介信息传受亲和性和日常性得以出现、加强。没有在语言、文字、音像上的公众社会规定性，信息的构成，从形而上的社会意识形态云端，降落在生活的世俗场域，新媒体传播更多采用、体现为生活常态中的表达、交流形式，让信息传受过程紧紧贴近人在实际生活中的状态与活动。于是，信息传播在互动的形态中，其表达与交流的过程和状态，是随意的。这种随意性最显在的表征体现在口语的广泛运用上。口语，“被称作信息的第一载体”，“被称为早期人类交换信息的重要形式”。口语作为一种无中介的传。